从柏拉图、孔子、托马斯·摩尔到马克思、列宁，都怀着对“世界应该的样子”的构想和预期。吾人把这种构想和预期称为“乌托邦”。
由于人类前此之一切将“乌托邦”实现在地上之企图皆因为“五浊恶世”之“业风”吹拂到头来不是变质就是破产，人们于是竟乃对去构想和预期“世界应该的样子”这一行为本身之正当性也产生了怀疑。以至于，对这个这个日益“赛博朋克”化的世界，人们中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它不完美，但无可替代。其实，当人们在构想和预期“世界应该的样子”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借此对“世界不应该是什么样子”保持着一种清醒而警惕的觉知，人们心里明白，倘若人们失去了对“世界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清醒而警惕的觉知，就像人失去了其神经系统对痛感与疾病的觉知能力一样———人类现有之生命形式将难以自我维持。所以，“乌托邦”不可或缺的指标性意义正在于它提醒着人类此世界之“不应该”的程度。
然而，历史证明，人类总会不断地间歇性地失去对“世界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清醒而警惕的觉知，因而就像温水中正在被慢慢煮熟的青蛙般将“反常”视为“正常”、直到被“反常”摧毁为止。每当这个时候，吾人可以说，人类患上了麻木不仁之病。
生病了。就需要听诊器。所谓“考今学”，犹如一种侦测“人类麻痹症”之“听诊器”。
“考今学”假定：人类在从古以来对“世界应该的样子”之想象和预期真的在未来的某个或然的时空/实相系统中成了真，而那里居住着一些“考古学家”，他们深感有必要记住世界“不应该是”的样子。于是乎，他们基于某种他们那个世界之更为文明和先进的信念构架下的“考古学”之兴趣与责任，乘坐着“时空机器”，来到我们这个“不应该是”之世界做一番活体解剖式的“考古发掘”，他们或许会对我们时代之野蛮与愚蠢感到十分的震惊和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会借此明白他们的世界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进步了。至于他们会不会基于仁慈救助之心而向我们发出那来自较高次元世界的启示、就像某些新时代思想之追随者所坚信不疑的那样，就很难说了。
有几部由法国著名演员让·雷诺演绎的有着共同主题的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法国中世纪贵族骑士穿越到现代世界所闹的笑话。这几部穿越电影的有意思之处不在好笑，乃在于观众见识了作为中世纪之高卢人的法国人之粗鄙与野蛮程度、从而让21世纪的法国人意识到他们在文明的路途中到底走出了多远。“考今学”犹如一千年后的人们也拍了一部类似题材的“电影”，而这部“电影”也足以让一千年后的人们通过观察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世界的存在图景而意识到他们到底在文明的路途中走出了多远。
人不免是需要坐标的，不然人会迷失在他们被给定的处境之中。“考今学”是一门试图帮助人们建立起一个认知自己的文明/进步程度的坐标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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