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克之
华克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早年是国民党左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事反蒋活动,1935年策划和主持了刺杀汪精卫的事件。1939年进入潘汉年的情报系统,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门口挂着一张“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
1939年4月的一天,一位戴着金边眼镜、儒雅潇洒的男子来到这里,要求会见办事处处长廖承志。这个人,就是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潘汉年。
香港和上海,是当时敌我友三方情报工作的主要战场,尤其是上海,一直就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各种特务机关活动的重要据点。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军统”和“中统”在上海设有庞大的机构。日本侵占上海后,在这里设有侵华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也设立了一个专门情报机构“岩井公馆”,汪伪政权也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特工机关--极司菲尔路“76”号。
汪伪特工总部原址——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
按照中社部的要求,潘汉年首先把组建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任务担负起来。潘汉年到任伊始,就着手四处物色人才,从廖承志的八路军办事处等各方面调了不少干部充实情报战线。廖承志的助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副处长连贯是华克之的老朋友,对华克之在上海从事秘密反蒋活动的经历知之甚详,深知华克之的能力、品行和为人,便向潘汉年推荐。
秋风送爽的一天,华克之在香港中环的皇后大酒店里,由连贯介绍,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
华克之从延安返回华南后,就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身边工作,做延安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盼着组织来人找他。现在,潘汉年带着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来了,他感到万分激动。
潘汉年对华克之提出,要他返回上海给中共做情报工作。华克之一口应承,并且宣誓似地念出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中的一句话:“烙铁烙在你的身上,打断了牙齿,也不能说出同志们的一个地址,组织上的一个秘密。”
就这样,华克之进入了潘汉年的情报系统。
潘汉年首先要求华克之担任他在港沪两地情报班子的联络人,华克之利用对上海的熟悉和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往于上海和香港之间,一路畅通无阻。
华克之有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是他在从事反蒋活动时结识的。此人虽然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却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同情共产党。他与华克之一见倾心,华克之呼任庵为兄。
在兄长面前,华克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表示,他目前从事的绝对是正义的事业,是爱国的事业,希望能得到任庵一如既往的支持。
任庵当然能猜到华克之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是什么,他当即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他一定不计个人利害,尽力去做。在任庵的帮助下,华克之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任庵也直接为中共做了不少工作。
1941年到1942年,日本为了维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占领区集中兵力反复“扫荡”;另一方面,蒋介石也积极利用日本侵略势力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除了抗击日伪顽的进攻,在政治上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阻止日、蒋之间妥协,以维护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法搞到蒋、日、汪之间进行秘密勾结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怎样才能准确迅速地搜集到日蒋之间幕后活动的情报以适应中央的需要呢?潘汉年想到了任庵。潘汉年知道,任庵过去与周佛海很有交情,周佛海当了汉奸后还派人四处找过他,颇有接纳之意。而任庵与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之间更是关系很深,由他出山,一定能够担此重任。通过华克之,潘汉年已经同任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任庵也获悉了潘汉年和华克之的共产党员身份。但是,任庵对要求他与大汉奸周佛海接触之事颇感为难,他是洁身自好之人,一旦与汉奸沾上关系,自己也会为世人所共弃。华克之劝他,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大事业,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个人的名誉。潘汉年也保证,只要任庵肯出山,将来由共产党发表一个声明,把事情全部解释清楚,恢复任庵的清白。
周佛海在南京
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劝说下,任庵毅然表示,为了抗日事业的需要,无论要他做什么,都可以。
华克之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间的联络人。两人经过一番周密计划,任庵主动上门拜访了周佛海。
周佛海自落水当了汉奸以后,就因为许多亲朋故旧对他有意疏远甚至决裂而颇感失落。任庵这位名士的突然来访,使他喜出望外。当下摒绝宾客,与任庵剪烛夜话。两人寒暄之后叙乡谊,叙乡谊之后又回忆彼此在南京中央军校共事的生活,谈得十分投机。周佛海将任庵引为知己,向他大谈自己所谓“曲线救国”的苦心,甚至自己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与前主子蒋介石暗通款曲的事也毫不避讳。
从此,任庵成了周佛海的上宾,经常出入周公馆。由任庵引见,华克之不久也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他们不仅与周佛海亲厚,还得到周妻杨淑慧和妻弟杨惺华的信任。两人从周佛海一家人口中直接获悉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都由华克之向党组织一一作了汇报。
蒋介石和汪精卫
原来,周佛海一直同重庆保持着接触,他的母亲和岳父被军统头子戴笠作为人质关进息烽集中营,军统甚至派代表程克祥和彭寿常驻在周公馆。太平洋战争后,周佛海成为日蒋幕后活动的重要渠道,日本人想通过周佛海从中斡旋,与蒋介石拉关系,以求得蒋的妥协;蒋介石要通过周佛海了解日本人的动向,而周佛海本人,也想由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此想方设法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任庵的出现,让他感到与重庆打交道又多了一个渠道。
一天,任庵在与周佛海闲谈中有意提及,他与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的亲信大将、某战区司令长官有交往,这位司令长官将邀请他作江西之行。周佛海一听,正中下怀,马上拜托任庵向司令长官和蒋校长转达他“忠心耿耿,甘效犬马之意”。
事实上,这位司令长官邀请任庵,也有他的目的。司令长官在上海有大量经济利益,非常希望得到汪伪政府现任上海市长周佛海的保护和照料,因此在司令长官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便乘机向他建议,请他派一位名誉声望俱佳、又与周佛海有历史渊源的人驻在上海,作为长官的秘密代表与周佛海联系,并且大力推荐任庵,司令长官欣然接受。
潘汉年
既然双方各有所需,任庵当然不虚此行:司令长官愿意替周佛海向重庆代为致意,而周佛海对司令长官请他保护其家人、部将在上海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自然满口答应。
于是,通过任庵在周佛海和司令长官之间穿针引线进行沟通和联络,周佛海与重庆的秘密渠道从此又多了一个。任庵成为司令长官的驻沪代表,以某战区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直接打入了日伪蒋勾结内幕,周旋于江西、重庆与上海之间,为中共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
随着战局的发展,周佛海与司令长官之间的这条秘密渠道益显重要,华克之和任庵的工作也越来越忙。蒋介石曾通过战区司令长官,肯定周佛海照顾国民党被俘军官,收编、改编、整编伪军的“功劳”。而任庵在替双方传递消息的同时,也把这些内幕源源不绝由华克之传送到延安。
汪精卫会拜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左三)时的情形
特别在抗战胜利前的10个月中,华克之通过任庵和他自己在周佛海公馆的活动,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周佛海的确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仅收编、改编伪军一项,就为蒋介石打内战储备了近20万兵源。而四大家族在沦陷区的财富,司令长官在上海的利益也因为周佛海的照顾大多得以保全。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战区司令长官转给周佛海的一份绝密指示:蒋介石委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他收编、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以备反共。华克之迅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将消息很快在报上曝光,从而使蒋、日、汪暗中勾结的内幕大白于天下,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十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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