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这一点从市场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企业家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去观察那些历史上的、当下社会中的成功企业家，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独立自主”，做出巨大努力去社会、去市场中赚钱，而非体制内、官方。
市场经济环境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价值所在。而要想让企业家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府、企业家之间的“亲”“清”关系是关键和基础所在。
那么，什么是理想的“亲”“清”政商关系呢？
带着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远大理想，主动调研发现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难与痛，把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提炼上升为可以解决问题的高质量政策，为企业及时排忧解难，促进发展，这是政府对企业和企业家的“亲”；及时把企业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高标准严要求生产制造产品、提供服务，主动缴纳税款，优待员工，这是企业对政府的“亲”。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勾肩搭背、不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不搞利益输送与权钱交换，是为“清”。
不过，这种理想状态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条件的——①约束和规范公权力的产生和行使，用规则规矩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铲除其寻租变现的土壤空间；②破灭企业家的“关系经济学”理念，让其拿着猪头也找不见门，吃闭门羹。这样，官员人性中的贪婪才会被压制，转为一心一意谋发展，在为人民服务中实现人生价值；企业家人性中的侥幸心理才会被压制，取消走捷径、“围猎”官员的念头，把精力用于创业创新。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去发展企业，在市场发展磨砺中滋生出可贵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公权力依然可以任性，企业家依然可以借助公权力的“关系”解决市场问题，“亲”“清”政商关系的基础就不会牢固、范围也不会太大。能否厚植“亲”“清”政商关系，就得看能不能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面了。
此时，对权力进行清晰的界定就有了必要性。
这些年，党政机关从上到下制定的权责清单，显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公权力具体化、显性化、量化，便于识别、把控。否则，如果有哪些公权力、公权力在管哪些事和怎么管都不清楚，谈把它关到笼子里就沦为笑话了。设立动态更新的权责清单，不仅有利于阳光用权，还是一次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精准界定。
以此为基础，伴随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以及机构改革，党政机关的大政府职能将朝着放活微观、侧重宏观管理的方向改革，真正实现“把市场该管的交还市场”的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政府主导到法治市场主导的深刻转变。
在这一深刻历史转变中，“亲”“清”政商关系的基础会越来越牢固的，也会以企业、独立自主的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为结果表现出来的。近些年来，国内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大疆创新、滴滴、吉利、比亚迪等一大批新兴产业领域企业及企业家的崛起，无不与这一深刻历史转变密切相关。这在强势政府管制经济与计划偏重的年代，在一个市场法治约束力量微弱的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前一种环境，新生事物在襁褓状态下就可能已经被扼杀；后一种环境，丛林法则下人身财产权利的朝不保夕，又会轻易扼杀企业创新和成长。这两种条件，要么管得太死要么纯粹不管理保护，显然不利于独立自主企业家精神孵化培育的。
时势造英雄。
独立自主企业家精神赖以生存的“亲”“清”政商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直观点看，是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渐入佳境的结果，是市场力量加持下企业家个体在法治市场大潮中拼搏、磨砺的结果。而这些离开党的领导、政府的作为与主动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这一大前提，社会不稳定，政府权力之手频频干预微观经济甚至吃拿卡要、寻衅构陷、劫掠企业家的财富；纯粹的市场经济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大潮中把企业家异化为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贿赂“围猎”官员的纯粹的资本家；怎么可能出现“亲”“清”政商关系、独立自主的企业家精神呢？
没有独立自主的企业家精神，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就会形同虚设，依托科技进步转型发展的路径就走不通。新旧经济动能深度转换、智能制造等重大战略安排就可能会被迟滞。这是一环扣环的，来不得半点虚。
大趋势与激烈角逐下，厚植“亲”“清”政商关系，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时不我待。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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