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母在世的时候，每年冬天，总会拣个清闲的日子，五代人一起去赶场。
那时候的曾祖母已经九十好几，裹过的小脚走得很慢，精神却很好，一点儿也不犯浑，每天清晨比儿孙们起得还要早，拄着根黑竹拐杖，一手提着篮子，篮子里总是盛着把镰刀，去菜地里薅草松土，边走边和野花野草们窃窃私语。菜地里种着两埯青菜，整齐得像是西装革履的公人，均匀的叶子，仿佛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看不见半点枯色。另外还有一埯韭菜，算起来比我的年龄还要大，打理得更像是刚刚梳洗过的头发。
那时候去集市没有什么便捷的交通工具，走山路十二里，走马路总得有二十里，没有人愿意走马路，那时候的马路，几乎成了拖板车和拖拉机的专用通道，就算有轿车，开不上二里地，就会被硬土架空，四个轮子离地。轿车一来，少不了带上锄头和钢钎，一帮亲信搁前边刨，一帮在后边推，一边填稻草，一边投石块。往往平整数日，便赶上了风调雨顺的天气，一场雨后，马路便又成了几条并排的水沟。车主和车子总是一样，总是灰头土脸着。
曾祖母不愿意走马路。上坡下坡的时候就由两个祖父和几个伯父轮流地背着，直到田野再放下来，曾祖母总会冲着路边的庄稼赞美不已，“看看这油菜长得多好！”“看这户人真厉害！”。“这块地里头竟然看不见一根杂草-----。”一家人也咂着嘴跟着应和，仿佛是和曾祖母一样，打这年第一回经过田野。
小镇有个不得而知的名字，玉河场。读过圣贤书的人显然更喜欢“玉河”这个名字，所以不再叫“场”字。曾祖母说民国30年就叫玉河场。 镇上老刘家的凉粉，曾祖母一年一次，吃了大半辈子。当年我还小，以至于对老刘家没有什么印象，如果不是怀念曾祖母的缘故，很难再想起有那么一家简陋的凉粉店，三毛钱一碗，碎葱碎蒜，油辣椒，醋，几粒盐巴，回味起来口感很好，如此简单的配方，但却已经失传。那时我很讨厌辣椒，嘴巴会疼一个下午，回家就开始拉肚子，屁股火烧火燎的。只记得凉粉铺子位于小镇桥头，大桥连接着新街和老街。大桥十来米高，是完全用石料做成的拱形，在那一带十分普遍，桥下是一道几米高的堤坝，上游的河水充盈得几乎与田野持平，随着一株株杨柳在田野中进进出出。一到桥下，就变得桀骜凶悍，从堤坝上翻下来，滚腾进另一片田野。
还有半路的垭口，张跛子的冷饮店，每逢赶集，快到冷饮店时，我总会嚷着走不动了，这时候，长辈们总会说，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垭口了，到那里去歇气。
歇憩。在童年里是一个诱惑天大的词语。它意味着对于长辈们的一切计谋终将如愿以偿。
过了垭口，下了石阶，过了河，马路上的人就变多了，逐渐繁华起来。张跛子的冷饮店下面，是朱跛子的理发店，朱跛子并不跛脚，是个老光棍，也有可能是个鳏夫，而且手艺很烂，回到家，家人总会说，上哪剪的？脸上背上尽是头发渣，跟狗啃的一样。但每逢理头，长辈们都要当面夸他手艺高，然后钻进灶堂，拿起葫芦瓢，在水缸里舀上半瓢凉水，咕咕地喝完。真好喝。尽管如此，朱跛子还是包揽了我整个童年的头发。就像张跛子的冰棍一样，占据了整个记忆。关于他的记忆从我还拿不稳他的瓢开始，直到他消失。不同的是，张跛子是真跛，两只脚掌朝向后方，如果是萍水相逢，只看脚，一定会以为他是转过身子的，而朱跛子我观察过很久，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脚有什么不同。
张跛子仍然健在，依旧卖着冷饮，眼神少了昔日的精芒。小店一楼一底，那时已经算很气派了，垭口两边的房屋，那时候都还是泥胚子做的，一但往日的热闹不再，你会突然觉得它简陋。这种突然，有可能是半袋烟的功夫，也有可能是半个世纪。现在赶集除了一些乘摩托车都晕的老人，也很少有人再步行了，自然也就不会再有孩子蹲在地上叫着走不动了。
曾经令人厌恶的马路依旧时有塌方，但用不着再开动员大会苦口婆心地开导，短短十年，村民已经养成了主动维护马路的习惯，马路越修越宽，不再像十年前，庄稼和马路相互挤兑，庄稼汉扛着锄头拦在车头和货车司机谈判。曾经熟悉的小路，在世界默默地前进中，化为记忆里一条斩碎的长蛇，完全走了样，或拓为耕地，或长满榛棘苔藓，冬为枯枝败叶所覆盖，夏有蛇鼠鹰隼穿行其间。我知道，那里不会再有路了。它将和我的曾祖母站在一起，永远存留于记忆中，而这支队伍终将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我也站在其中。
我的一个大爷，在族内辈分很高，仅次于曾祖母，就是那些坐摩托车都晕的其中之一。老头儿枯瘦无比，走起路来就像不具备稳定性的架子，随时都让家人担心完蛋。然而，那架子摇摇欲坠，看得人牙痒，却一直都不坍塌，真恨不得一脚踹翻它一了百了。老头儿是个风水先生，算命似乎更在行一些，貌似文化也不低，嘴巴上时常挂着“玉不挝（zhua阴平调）不成器，”他是那样念的，我们那地方的老人都这么念，啄木鸟念作：挝木鸟。当然，这句话是在说我们几个孙子。
老头儿独享一座大宅子，院子后面还有一处天井，天井过去是一间套房，出去又是另一个院子，外墙被古柏裹得严严实实，天井被一株梨树遮得密不透风，每逢梨子上味，几个孙子叠着罗汉爬山房顶，这些孙子都是他看过相算过命的，未来不是大富大贵就是将相之材的人物。起初老头儿怕人说小气，装作不知，索性钻进屋里，听见房顶瓦片噼里啪啦碎响，再也不顾脸面，像踩了弹簧般冲出来，擎着跟竹竿，咬着焦牙，边骂边朝着孙子们捅，孙子们在房顶跑马拉松，接着便是整个房顶瓦片噼里啪啦的碎响，然后在他看来是将相之材的孙子带领下，攀上靠墙的古柏溜掉。这时候，老头儿仍然还拿着竹竿，从一个院子钻进另一个院子，再钻进天井，围着整个大房子外围瞅半天，一路上长竹竿磕磕绊绊，发出啪啪的碎声，一边传来愤怒的吼声：
“玉不挝，不成器 -----”
第二天，父亲和几个伯父乖乖地凑到一起，给他盖房子。前一天晚上，各自的父母总会告诫自己的孩子，不准和那几个天狗一起玩耍。
虽说辈分不低，在族内却没有曾祖母般受人拥戴，在外名声倒是老高，来找他算命的人最远有从三百里外来的。平日里来无影去无踪，逢双开场的日子，就会锁上门，给几只老母鸡圈子里撒上一个礼拜的玉米，盛上一大坛水（省着喝够喝一个月吧），然后背上吃饭的家伙，挂着个当兵喝水的瘪壶，当然，里面也可能是酒。
也没有人陪同，也不知道他去哪里，除了有几次我看见他，是在去玉河场的路上，散场后我往家里赶，在半路上歇气，赫然发现老头儿躺在山坡上，歪着嘴，露着两枚焦牙，胸口兜里插着个能装二两的小酒瓶。睡着了。我没有叫醒他，轮起一块滚圆的石头，从老头儿旁边高处滚下来，大爷一下子挣了起来，愀然作色，咽了口口水：“谁？！出来！！”
“我。大爷！”。
瘪壶是他儿子曾经当兵用的，他儿子我呼大伯，写得一手好字，四十年前在部队做过卫生员，三十年后，在镇上开了个卫生站。懂得方子又土又多，又确实能治病，在农村自然受用，从小到大也没有见他回过几趟村子，回来一次，也没有过夜。直到我的大爷死了后，回家搬山卸岭，盖了个纪念堂。还有一幅画，走家串户画不离手，画布左边是一条长脚的蛇，右边有一只长尾巴喜鹊，中间是一个红太阳，二物头朝太阳，都张着嘴在抢。大伯不管和谁一见面，三句不离其画：“我画的！”
“画得真漂亮！真像。” 都这么说。
曾祖母很少上街，上街很少去新街。老街傍山有个寺庙叫作上方寺。寺庙现今仍在，比以前更加琉璃夺目，逢年过节香烛鞭炮祝颂声不断，大殿里面供着文昌菩萨，殿堂上摆着几张桌子，长条凳横七竖八乱麻地围成了一个圈，桌上有茶水和长牌。殿门挂着老年协会的牌匾。显然，这里不仅是菩萨办公的地方，也是一群老朽的活动中心。偏阁内塑着北宋状元苏易简，据说山下河边便是北宋状元苏易简的故居，因为状元，河上的桥也从“跑马桥”改作了“状元桥”，塑像前的长条石碑，后人用篆书铭记着状元的生平，以及他酗酒过度的死，还有宋太宗的挽词：“时向玉堂寻旧迹，八花砖上日空长”。
曾祖母一定会去敬香的。过程简单，甚至没有一句祝祷词，整个过程从头至尾始终一片安静，倒是几个叔伯姨婶，保佑六畜焚一把，保佑六亲焚一把，熏得人睁不开眼。真不敢肯定菩萨的嗜好。
曾祖母和村里大多数老人一样，死于阴冷的冬天。那个冬天格外的平静，以至于更多的人相信只是一个玩笑。
一个从村子里来的小子，趴在教室窗户上伸着个脑袋进来，冲着我喊道：王能，你家祖祖死了！猪死了？死了就埋了呗！那小子估计有些不甘心，又重复了一遍，你祖祖死了。
回到家中， 几个婶婶在厨房一边忙着做着丧席，一边抹着眼泪，看起来像受过委屈的孩子，一边吃饭一边哭，或者一边写作业一边哭的样子。
曾祖母死了，伴着几间挺了几代人的祖屋被推倒，一起走进了岁月的黑雾中。留下的是几个祖父正在为她盖的两层小楼，小楼还未来得及做顶，一层薄薄的雪花洒在小山般的砖头上，给砖头做了个白色的斗笠，和一群不知所措的子孙。小楼主体快要完工了，原本赶上在里面过春节。
老人从清朝挺到现在，清苦一生，住山洞住草棚，当真正有像样的房子时，死了，死在了剩下最后一间的老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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