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我家有两大采买的时间节点：一是入夏，一是腊八；入夏做单衣，腊八做冬服。单衣两年一做，冬装三年一裁。
我自然更喜欢做夏装，因为夏装总会做一两条裙子。夏天穿裙子，是我对美好最初的理解与想象。
物质匮乏的年代，县城商店橱窗挂出来的时装，就是我妈眼里的时新样儿。这样的时新样儿，乡村平民之家自然是买不起的，好在那时候还可以请裁缝做。
一入夏，我妈就开始一趟趟地往城里跑，站在一家家橱窗边上仔细观察、比较，回到家再凭着她的好记性，一点一点地画在纸上。画完了，把我们兄妹三个叫过来，问好看不好看。
我们憋了两年对新衣服的强烈期待，终于得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于是七嘴八舌发表各自的土味见解。我妈难得地一边耐心听我们的意见，一边拿支笔在纸上加加减减。
这样有商有量、不吵不闹的日子，是我生命里关于家庭温馨的底色，有这浅浅的一抹打底，才经得起后面艰难而漫长的岁月磨砺。
镇上逢二、七日是集日，我妈就拿了样子，兴冲冲跑去镇上找手艺最巧的裁缝师傅刘一剪。刘一剪一看我妈画出的样子，立时就明白了个八九分，再加进些她自己的见解，准保做出来的衣服会成为当年镇上最耐看、最得体的流行款式。
定下了式样，接下来刘一剪就会嘱咐我妈去哪家店、扯什么布料、买什么纽扣、配什么花边，等这一切都备齐了，我妈就跟刘一剪商定下日子，让我爸去挑了刘师傅的蝴蝶牌缝纫机、三线机，外加一大包袱的熨斗、剪子、尺子、针线、滑石粉之类的家伙什儿，请她到家里来裁剪缝制一家子的夏装。
刘一剪是镇上顶时髦的女人。记忆中，她总梳着一对长长的麻花辫子，用发卡别着当时最流行的蓬蓬头，额前留一线齐刘海。一双细细的月牙眼，见人一脸笑，总也不老的样子。
我妈说，这才是做生意的女人该有的样子，欢喜，和气。自然，她身上穿的四时衫褂衣裙，便也成为姑娘媳妇们竞相模仿的时髦样子。
刘一剪带一个小徒弟，做我们一家子的夏装大概要一个星期。第一二天量尺寸、裁剪，第三四天锁边、包边，第五六天缝纫、贴花边、锁扣眼、缝纽扣、熨烫。
刘一剪经验老道，量好了尺寸，一剪子下去分毫不差，刘一剪的称号不是白得的。所有针线活儿都她亲自来，绝不让徒弟插手，怕毛孩子手劲不匀锁出来的扣眼儿针脚不齐整。
我们几个孩子最是躁动不安，眼看着新衣服的样子一天天地呈现出来，越发心痒难耐、跃跃欲试。我们逡巡在刘一剪的裁缝摊子周围，一会儿摸摸还未缝合完成的衣服，一会儿问些不咸不淡的问题。
刘一剪淡淡的，一边手里做着她的活儿: 裁剪，缝合，熨烫，飞针走线，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我们那些可笑的问题，实在烦了，就赶苍蝇一样轰我们走——哎哎哎，去去去，别弄坏了！还早着呢，谁摸坏了谁没有新衣穿啊。
我们只得一边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的摊子，一边想象自己穿上新衣裳时的样子，一边在心里羡慕刘一剪的一双儿女，他们一定有穿不完的新衣裳吧？小时候，我们心中最理想的爸妈组合就是: 爸爸当厨师，妈妈当裁缝，吃穿不愁，多好。
终于熬到了最后一天，用句流行话说，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试穿新衣。我们轮流试穿各自的衣裙，刘一剪远远地站着，一边挑剔地眯眼观瞧，一边拿个本儿在上面写写画画。
我们还在镜前激动万分地欣赏、摩梭尚散发着新布气息的衣裙，刘一剪已在身后不客气地催我们赶紧脱下，她还要做最后的修改：收一收腰线，挪一挪纽扣，修一修花边，剪一剪线头，烫一烫裤缝，直到她满意为止。
当我们最后一次穿好衣服站在刘一剪跟前，她揉揉眼、扭扭脖子、捶捶腰，跟我妈说：等着吧，明年穿还要更好看呢，今年我特地放了一点，孩子们长得快。
后来我妈跟我们说，刘师傅真是体面人，知道咱们家难。这便是我对仪式感最早的体验：如此郑重其事，如此一丝不苟，如此体贴入微。
结算完工钱，送走刘师傅师徒，我们兄妹三个忙着梳头洗脸，换上全副新装，拿着我妈给爷爷奶奶新扯的布料（他们穿传统的斜襟褂子，得专门请他们相熟的老师傅做），在初夏的浓阴里一路欢呼雀跃，去看二老。
奶奶一边欢欢喜喜地看她三个焕然一新的孙子，一边摩挲着手里的新布料，嘴里嘀咕道，看不出你妈还真有两下子，难为她怎么做出这一家子的新衣服。
我凑到她耳边说，我妈常和我们讲，人要活得体面，再穷也要穿得精神，你吃的啥人家看不到，你穿的啥可全现在人眼里呢。
奶奶笑得一脸沟沟壑壑，可不是吗？眼看夏至了，是该做件新褂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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