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大同”，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虽然《礼记》为后出之书，其中多伪托孔子之言，但作为儒家经典，说大同理想出于儒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儒家知道理想之不可遽得，故退而求其次，更提倡“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同上）的小康社会。
墨家的政治理想是“兼相爱、交相利”，语多散见于《墨子》，如：“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下），“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俱《尚贤中》），“众利之所生，从爱人利人生”（《兼爱下》），“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法仪》），“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亦犹爱利国者也”（《尚同下》）
儒家的政治理想很迂阔，难收实效。而墨家虽然看到了儒家的推己及人在“己”和“人”发生利害冲突时，难免损人利己，但却并没有摒弃之，反倒进一步要求取消 “人” “己”之别而兼爱。
《墨子·兼爱上》说：“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之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我们很难理解在推己及人尚且不能遍行无碍的前提下，视人若己又如何能实现，所以不要说与大同相比，就是与“礼义以为纪”的小康相比，兼爱也显得更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总是美好的，所以，虽然迂阔的儒墨并为当世显学，但墨学因其更为理想主义而显得更美好，加之墨家宣称“义，利也”（《经上》）和非命，竟一时大有独领风骚之状。
但反动也不是没有。道家早已提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老子》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可见，道家既不倡仁爱也不倡兼爱而提倡“隔绝”。那逻辑大概是既然世事纷扰皆为人事，那么只要人们“至老死不相往来”，也就不会有什么纷扰了，所以这种反动已经不仅仅是政治理想的反动，而是整体的向后转。按照这条路，纷扰会不会消失暂且不论，进步不可得却是必然：懵懂无知、结绳而用而已。
上述三家的政治理想都是建立在个人因素之上的：你不赞同他的说法就不会践行他的主张，甚至嘴上表示赞同但做的却是另一套，因此其实质都是人治而不能保证久远。
法家反其道而行，强调法治：“名主之治国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韩非子·六反》）。这种想法显然很务实：你仁爱也好、兼爱也好、无为也罢，那都是你个人的事。只要你不犯法违禁都随你的便——我只告诉你什么不能做，决不做道德的评判。
秦孝公之后历代秦君颇识此道，故秦为虎狼之国，卒至并六合一天下，而后世之君亦为外儒内法之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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