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5个从政的年轻人，他们年少、雄心万丈，并难得地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在同质化严重的政坛，他们会选择搅乱池水，还是“循规蹈矩”、乖乖谋得一席之地呢？
在法国2015年12月的地区选举中，18-34岁这一年龄段的选民，有66%选择弃权。其中，多达86%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对政治“一点也不信任”。当然，总有些例外：5%法国人是党派成员，其中不乏17、18岁的年轻人。“最后的莫西干人”
17岁的高中生亚历山大（Alexandre）表示，自己入党的举动并未能得到身边人的理解：“当听说我是右派共和党员时，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政治？只有老人家才感兴趣吧’“。虽然身为未成年人还不具投票权，但亚历山大已很明确自己要什么：“在中学，我有点像孤家寡人。我既不热爱体育，也对去巴黎狂欢这事提不起劲来。总之，我一直与别人有些不同”。
家住巴黎6区的罗曼（Romain）同样早早地明白自己兴趣之所在：“与人打交道、在公共场合发言、为人们的权利申诉，这是我从小就特别感兴趣的事”。从小，他就在小学、初中、高中的各类学生组织中积极参与竞选，并对新闻与经济学颇感兴趣。虽然才不到20岁，罗曼面对镜头时，已显得十分轻松从容。
20岁的罗曼
19岁的多利安（Doriann）加入了青年社会党人运动协会（MJS），他也透露朋友们把自己看成“外星人”：“他们不停地在我耳边唱‘全都是腐败’、‘你会后悔的’之类的歌”。
少年老成
在一个周六的清晨，18岁的学生尼古拉（Nicolas）一如既往地强忍睡意早早起床。穿戴整齐后，他前往巴黎共和党总部。在那里，许多人“衣冠楚楚”地参与党派聚会，出席人士还包括当时身为共和党地区选举候选人的瓦莱丽•佩克雷斯（现任巴黎大区议会主席）以及前总统萨科齐本尊。
虽然年纪小，但尼古拉已经是党龄3年的“老党员”了。身为预备班学生（法国高中毕业生为进入精英学校“必须“经历的学习阶段），尼古拉直称繁重的课业让他快要“累死了”。然而，这个少年仍坚持在周末早起，绝不错过任何党派聚会：“我越是持之以恒，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
18岁的尼古拉得偿所愿，与阿兰•于贝（前总理、现任波尔多市长）合影。
尼古拉兴奋地补充道，“佩克雷斯女士已经给党内年轻人创造了不少机会。打个比方，罗宾•瑞达（Robin Reda）22岁时就当上了大巴黎Juvisy市的市长，他是全法最年轻的市长！”。
22岁的市长——Robin Reda。
不过，光靠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尼古拉不无嘲讽地提到一个相识的人：“他32岁了，但从来没获得资格参加任何选举”。
并不天真的少年
这些年轻人并不天真，他们明白所谓的左右党派之争，大多是对权力的争夺，与政治信仰、观点并无太大关联。曲意奉承，费尽心思站队等现象司空见惯。
18岁、就读于巴黎二大法律专业的卢卡（Lucas）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起初我加入MJS是因为我相信平等原则。我也的的确确在MJS遇到了‘真正’的社会党人 […] 不过，[政客们]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一味地讨好选民。瓦尔斯与那些大老板过从甚密，他根本算不上左派成员”。
图为Lucas。 不少年纪轻轻、西装革履的“政客”脸庞还带着婴儿肥，甚至青春痘。
20岁的罗曼更是言简意赅总结道，“在政坛，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利益关系”。17岁刚入党时，罗曼还在歌剧院广场发党派宣传单，如今他已经是MJS的二把手，上升势头惊人。不过，令人意外的是，罗曼露出了一丝疲态：“越往上爬，好点子越少，还不由自主地受困于各种小团体的斗争。我得逐步适应人们抢职位时的明争暗斗。总之，我们不仅学会了为各种利益抗争，也学会了消灭成功路上的阻碍。不少人耗尽一生，只为了不断往上爬，在党内占据一席之地”。他有些疑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将遵循如此人生轨迹。
不天真=不真诚？
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袭发生前），在里尔举行的“青年社会党人”会议上，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用“职业政客”的口吻干巴巴地回答问题：“我们完全应该为政府骄傲。例如，我国的国民教育政策是非常先进的”。
不过，这些在野的年轻“政客”并非全然不真诚。亚历山大就表示，“做这些事情让我感到很开心，一点也不难熬。我很高兴能尽我所能，改善当地人的生活“。
2014年，亚历山大在家乡——巴黎近郊欧奈苏布瓦市（Aulnay-sous-bois）—的一次小区庆祝活动上，偶然有机会与市长交谈了三刻钟。当时，他感到自己突然“开窍”了：“从此之后，每周日我都会在当地市场逛逛，和同乡们交谈，并整理概括出一些心得”。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还主动免费维护教区的网站。
关于未来，17岁的亚历山大还没有完全做好决定，“目前为止，我还没去想自己是否会成为政客，我还不想让自己禁锢于任何目标”，不过两年来，亚历山大已渐渐成为当地居民与管理部门之间的纽带，他很为自己骄傲：“大家都把我看作‘市长身边的人’，我也能帮他们传达讯息”。
过来人怎么说
26岁的罗拉•斯里玛尼（Laura Slimani）刚刚结束在MJS的主席任期。“2006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一切都非常令人激动，我踌躇满志，投入地工作。但之后，梦想遭遇了冰冷的现实“。
罗拉
罗拉坦言，现今法国左、右党派的做法越来越没有区别，“这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民众的信任”。不过，她目前仍担任欧洲青年社会党人协会主席，也并没有对政治完全失去信心：“虽说政治力量并不是唯一能带来变革的手段，但不管怎样，我都不希望它被弱化。比如难民问题，光靠市民力量显然远远不够，这时候就轮到政治手段登场”。
缺少偶像的年轻人
也许这帮年轻人缺乏真正的偶像：几乎没有人提及自己欣赏的政客、理论家或者思想家。例如，罗拉只弱弱地赞扬了阿蒙（Benoît Hamon）与杜弗洛（Cécile Duflot），原因是前者坚持着“真正的左派信仰”，而后者“真诚”。她随即坦承，自己并没有内心崇敬的对象。
同样，对于其他几个年轻人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人能使他们由衷地敬佩。现实感很强的罗曼提到左翼政客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还不错”，但有点“理想主义”。硬要比较的话，他有些无奈地选择了奥朗德。
政坛同质化严重
社会学研究员Lucie Bargel分析了青年共和党人协会（右派）与青年社会党人运动协会（左派）年轻成员的出身、生活状况。前者往往来自自由职业者家庭，而后者父母大多为公务员。共同点在于，极少有成员来自工人阶层的家庭。
不仅如此，协会成员大多是学生，并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这些年轻人参政，多半是沿袭了家庭参政传统。这些衣食无忧的学生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投身于政治活动”。
小小年纪的尼古拉也注意到了这点：“我常常遇到一些由父辈承担开销的年轻人，他们什么活动都不会错过，因为他们从来不工作！然而就是这些人，还在公共场所针对劳工现状发表演说！我的确雄心勃勃，但我真的不想成为这种与现实脱节的人”。
尼古拉口中的脱节情形已经成为法国政坛的“结构性”现象。社会学家Vincent Tiberj举例说道，“如今各党派充斥着职业政客。 人们当然想改变现状，但哪有这么容易：政府部门主任（directeur de cabinet）月收入6000欧，但他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0点，根本没时间与老百姓交谈。议员也一样，更别说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这么做的意愿、动力。此外，70%政客是男性，而且家庭背景同质化很严重”。
如此看来，政坛是一湾搅不动的池水。也许这些年少、雄心勃勃却又清醒的年轻人们面临着两个选择：顺应环境，进而以不俗的勇气与毅力锐意改革，或是继续在权力机构中，舒适地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新一代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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