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毁坏的法国女孩：如何避免像被屠宰的动物一样死去？

在和平年代，让一个年轻女孩像被屠宰的动物一样死去，需要不少步骤。

2011年1月18日夜间，18岁女服务员蕾蒂莎（Laëtitia Perrais）在离家门口50米的大道上被绑架。随后，她被托尼（Tony Meilhon）刺伤、勒死、碎尸。案发后12周，警方终于在两个偏僻池塘中打捞出全部尸块。

这件“平凡”的凶杀案并没有被轻易淡忘：五年后，探讨蕾蒂莎被害事件及其短暂一生的非虚构作品《Laëtitia或人类尽头》（Laëtitia ou la Fin des hommes）出人意料地斩获了2016年美第奇文学奖。

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实话说，蕾蒂莎的悲剧看上去“偶然”又“常见”——遇人不淑、防范意识不够，“这女孩子实在运气不好”。人们会叮嘱家人“千万要注意安全”，然后飞快地忘却这一切。相反，该书作者却试图论证，这场绑架分尸案并非是极个别变态造成的、与多数人无关的恶行：它和世间大部分“厚积薄发”的痛苦一样，深深植根于人性和社会的弊端，在缓慢积淀数十年后急速降临，并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不仅如此，作者不希望“蕾蒂莎”仅仅唤起死亡、犯罪的联想，或是廉价的怜悯。事实上，大部分凶杀案报道皆密切聚焦凶手的心路历程：她/他心有悔意还是得意洋洋？不论活着还是已死去，凶手都是绝对的主角。与此同时，大肆渲染的“分尸”、“奸杀”字眼使沉默的被害者失去了人性，只余冰冷的结局。而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把那具支离破碎的遗体，拼凑、还原成曾像你我般生活过的18岁女孩。

因此，不论人们是否觉得她配得上“女一号”， 作者不管不顾地细细描绘了生前被忽视、被抛弃女孩的千百种色彩：蕾蒂莎日常生活中的犹疑烦恼、顺从与反抗、希望和失败，都一一展现。她不再是个公式化的受害者。事实上，这世上从不存在“公式化的受害者”。

来不及怨恨的短暂人生

和双胞胎姐姐杰西卡一样，不明不白的恐惧和忧虑成为蕾蒂莎的“母语”：8岁那年，父母被剥夺抚养权（父亲酗酒、母亲因家暴、婚内强奸而长期精神涣散）；12岁二人被送入收养家庭。

这两个“留守儿童”与亲生父母短暂的相见、长久的分离令人心碎——其间并无剧烈波澜，唯有冷漠的空白。这是一种无声的童年：“她长期被人遗忘在角落里，不哭不闹。蕾蒂莎一直是内向而消极的，她在忍受生活。”

生父弗兰克也曾试图补救自己种种荒唐行为，在出狱后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例如，他会在早上5点出门上班前，为孩子们准备好早餐。但讽刺的是，长期不负责任的生活使他丧失了抚养孩子的能力，最终8岁的双胞胎因学习能力滞后再次被送走。十年后，当弗兰克在电话里听到女儿部分遗体被发现时，曾试图自杀。

父亲、养父母、叔婶在悲情时刻体现展露出亲情和人性，却无法在庸常生活中担当责任。不仅如此，孩子们还得挨个安抚亲生父母、寄养家庭、救助机构，向他们表达“忠诚”：虽然谁也没能力给予她们真正的爱和关怀，但都不约而同地想宣示主权。在这样漫不经心的疏忽中，一个小小偏差就足以摧毁先前所有迈向正轨的努力。

18岁，是受了伤却尚未能意识到、并医治创伤的年纪。双胞胎和其它寄养儿童，以及那些或多或少遭遇不幸童年的人一样，若无其事地努力生活着。蕾蒂莎对过去闭口不提，一心扑在未来的生活：她和姐姐接受的职业教育（厨师、服务业），在旅游行业发达的沿海富庶地带是不错的出路。与父母相比，刚成年的她们可算是提升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有望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

分尸“恶魔”：为什么不能好好生活？

长期牢牢控制着杀人犯托尼的念头，叫做“不公平”：父亲酗酒家暴，母亲为新生活将其抛弃。托尼执拗地认为父母在其童年时的所作所为，阻碍了自己今后获得幸福生活的能力。事实上，母亲在他入狱后试图做出补救，这也让他对母亲态度一度摇摆不定。

托尼并不是个变态杀手：在狱中，他自行“伸张正义”，用木棍“惩戒”了强奸犯狱友，还拯救了试图上吊的犯人。但是他深深痛恨父母在其脆弱无助时施加的伤害：“我也想要有个正常的家庭，相亲相爱的家庭”。母亲的事后补救，不能掩饰其缺乏爱和责任的本性：“我的家庭、我自己、收容所、监狱…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失败的人生”。

先前在收容所、监狱的漫长“生活”不能助他融入社会，好友的死亡、酒精毒品使这个人形高压锅一步步积累心中压力，避不可免地走向爆炸——不是自杀，就是杀人。

投机政客混淆视听

事件发生后，法国基层司法部门成了背锅侠：萨科齐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法官 “放虎归山”，还趁机打出“安全牌”，两度高调接见受害者姐姐杰西卡和养父母（萨科齐不想和曾为婚内强奸犯的生父弗兰克共同出镜）。

讽刺的是，养父不久后被曝诱奸多名养女（包括杰西卡）。蕾蒂莎生前数月一改温顺脾性，多次焦躁地表示想离开养父母家庭，不知是为姐姐担忧，还是自己也惨被养父染指？

萨科齐简单粗暴的控诉，让人们错误地对法律和秩序产生了怀疑。事实上，司法部门负责囚犯追踪与融入处（SPIP）工作的3000名人员，需要负责高达175000份档案。在卢瓦尔-大西洋省SPIP部门，平均每个工作人员长年超额管理140-180个犯人。31岁的托尼之前曾被13次判刑，其中两次是重罪，但因地区部门领导对一线人员面临的困境充耳不闻，基层部门只好将精力集中在重灾区，托尼就这样成了漏网之鱼。

虽然萨科齐收紧了刑事犯罪相关政策，但这只意味着新法律条文和更多的任务，而非更多人手和预算。上层对基层的诉求无动于衷，却在出事时指责他们工作不到位。如果让司法系统一线工作人员背锅，那么是不是同样也可以指责警察没有更早破获绑架案，或是忽视了托尼亲属早前的投诉？

在和平年代，让一个年轻女孩像被屠宰的动物一样死去，需要不少步骤：家庭暴力、动荡的童年、爱与关怀的缺乏、对恐惧和沉默的习以为常、不那么有效的救助机构、资金不足的司法和警察部门、投机的政客…生活中的暴力如此常见，酗酒的父亲、受害无力的母亲同时是上一辈人的复制品。

如何重新改造那些家庭、社会问题导致的不幸产物，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如何防范反复犯罪？没有心理医生、医生、监控、上门探访，每两个月一次的约谈有用吗？

有人可能会想：“嘿，天天都有比这惨烈的新闻，一桩毫无悬疑的凶杀案值得大书特书吗？这对双胞胎不也得到过福利机构的帮助，总强过一些更孤立无援的人！”的确，构成她/他们不幸的原因是如此稀松平常，以至于这本书的作者需要一开始就为自己的写作进行辩护。不过，与其让此类事件被快速地遗忘，或是沦为投机政客利用的筹码，不如正视这个女孩的生活和死亡。如何避免孩子们重新走上被诅咒的道路？如何避免慢性谋杀？生前蕾蒂莎没能获得真正的保护，死后我们能否给予她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