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为博大而深切的思想内涵。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题材，融会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

他通过作品透视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复杂现象，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统一，反对分裂、拥护仁政，反对暴政的根本要求；他描写了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朝争夕斗的规律，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的经验，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他把诸葛亮塑造为智慧的化身，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促使人们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智慧；他表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物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

总之，《三国演义》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年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厚，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

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

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

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思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实现统一的大业需要一大批才智忠勇之士，而三国时代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罗贯中怀着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藏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

当然，对“忠义”这一概念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封建时代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文人，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又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

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使得《三国演义》的“忠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我们批判地吸收。

一、《三国演义》的创作思想

就《三国演义》而论，其创作思想有两大特征。一是带有儒家特色且根深蒂固的正统论，一是带有明显的群众思想倾向的尊刘贬曹论。

正是凭着这两个指导思想，罗贯中完成了中国长篇小说的鼻祖之作。

在谈儒家的正统论之前，我们不妨涉略一下儒家的“三纲五常”。

所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阴只能对阳起配合作用，不能与阳分享成功，阳导主导地位，阴居辅助地位，这是永恒不变的“天意”，因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是永恒不变的“天意”，即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作为封建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的“三纲”，以父子夫妻的家庭关系为依据，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以君亲，忠孝为纽带，以移孝作忠为目的，实现家族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其中心要求是把孝和忠绝对化，其实质是强化家族的宗法统治和封建君权。

罗贯中正是在这种正统思想的指导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三国故事的。

所以，汉祚自为正统。东汉献帝之后，罗贯中以蜀汉作为中国正统的继承者，蜀汉之后以晋武帝作为中国正统的继承者，把曹魏开除出正统之外，贬之为“僭国”。

朱熹在《凡例》说得很清楚，“僭国谓乘乱篡位或据土者，如汉之魏吴。”

同时代尹起莘《资政通鉴纲目发明序》说：“况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逆贼，崇正统而抑伪，褒名节而黩佞邪，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

正是如此，当蜀以汉室正统之名北伐讨逆时，罗贯中无不写得正义凛然英姿勃发，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镇中原，高潮迭起，波澜壮阔，使之成为该书的核心部分。

而曹操灭刘表，夺荆州，扬荡袁绍兄弟，夺青州六省，功绩彪炳；孙吴坐镇江东八十一省，都比刘备发家起身得早。可只能作为刘备宽仁爱人、见机壮大的一种陪衬。

这种明显的尊刘贬曹思想，不用说是受了儒家传统正统论的影响，其中也不乏群众的意愿和希望。

人民群众一向以抑制强权、同情弱者和宽仁待人见长。曹操生性多疑，嗜杀如狂，从杀了吕伯奢一家开始，便自称：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如此人物，只配作一代枭雄，是不可能被软弱中庸的群众所接受的，所以曹操只能适合“奸雄”二字之称呼。

不过，较为奇怪的是，罗贯中对孙吴倒较为客观。

孙权于江东拥兵自立，不以汉祚为主，且对中原和北方虎视眈眈，但作者并未在孙吴的立场和性质上下过大功夫，除了不认其为正统外，对其所作所为并未口诛笔伐。只把它看作一般的军阀割据势力，这也许和孙吴拥兵自立（离篡逆大罪较远）及不向曹操妥协有关。所以每当蜀汉伐曹时，必先联合东吴，共同进退，表现了极好的合作精神。

而读者因为支持弱者的缘故，也不会去否定罗贯中眼中的正统继承者与敌为友的必要性。

在尊刘贬曹这一点上，作者是分得较为清楚的。这也是全书的浓墨重彩之处。

三国形势初分开始，三国之主便各自奔忙，为自己的基业打下基础。

曹操最是风光，自秉政以来，破吕布于濮阳，击张绣于宛城，败袁术于衮州，大败袁绍于官渡，降刘琮于荆州，一路南下，所向无敌，拥兵百万，在赤壁之战前，可谓走得一帆风顺。

而此时的刘备、孙吴皆羽翼未丰，曹兵当前，岌岌可危。若以现时观点来看，曹操统一北方，结束北方军阀割据的局面，功绩不小。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罗贯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个人情感倾向，以“刘皇叔”这个身份作比较，把曹操称为“汉贼”，通过诸葛亮之口把曹操贬得一文不值，且看《诸葛亮舌战群儒》一章：

忽坐上一人问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视之，刀沛郡竹邑薛敬文。孔明应声曰：“曹操乃汉贼耳。”综曰：“公言差矣。子闻古云：‘天下者，非一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故尧以天下禅于舜，舜以天下禅于禹。其后成汤放桀，武王伐纣，列国相吞，汉承秦业以及乎今，天数以终于此。今曹公遂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归心，惟豫州不识天时而欲争之，正是以卵击石，而驱牛羊击虎，安能不败乎？”孔明应声叱之曰：“汝乃无父无君之人也，夫人生于天地间者，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吾汝累世食汉室之水土，思报其君，闻有奸贼，蠹国害民者，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祖宗叼食汉禄四百余年，不思报本，久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恶之，汝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亡人也，不足与语！再不复言！”薛综满面羞惭，不敢对答。

这里提出了忠孝为立身之本，而曹操忠孝俱无，在舆论上占不了一丝便宜。也就是说，曹操从此开始也成为如董卓一般人所共讨的逆贼了。

大概是其站在不正义的一方，从斯时开始，曹操的好运从此逆转，先是赤壁之败，八十万军士灰飞烟灭，喂了长江的大小鱼儿；后是败于小儿马超，享足割髯弃袍之辱，此后便裹足不前，辉煌不再。

而刘备因为“皇叔”这个身份，打着“讨逆”的旗号，自此风生水起，百战功成。先夺荆州为据点，取桂阳，攻长沙，战无不胜，且天下名将汇集，从者如云；后计夺西川，入主成都，巩固了政权。

乍一看，这位汉室正统的继承者真是有如神助，短短几年时间，便建立了足令曹魏寒心的势力，而他在舆论上所凭借的，只不过是“汉室正统”这一愚民的口号罢了。

二、《三国演义》的忠奸评判

就因为受到尊刘贬曹思想的影响，在对待正统论这个问题上，作者又体现了其思想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忠奸人物评定的时间阶段性上。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奸雄也可成为忠臣，或者说奸雄很可能是由忠臣转化而来的，曹操、袁绍诸人既是一例。

三国前期，群雄割据，天下混乱不堪。此乱有二：一为乱政，二为乱民。

乱政指的是汉帝年幼，大权旁落，宦官弄权。十常侍蛊惑圣听，扰乱朝纲，小人得志而贤士去亡，朝野上下混乱不堪。乱民指的是黄巾军这一支农民起义军。张角兄弟云集数十万饥民，打出“苍天已死，黄岁当立”的旗帜，像一股风暴，席卷华夏九洲。汉室天下乱成了一锅粥。

乱政则奸人并起，先是何进谋杀十常侍不成，致宫廷大乱，二帝出亡。而奉诏讨逆的董卓带领二十万西凉兵杀入京城，平定十常侍之乱后，随意废帝立帝，视朝廷如无物，奸佞之心，路人皆知。

在正统论的思想指导下，汉室虽弱，终是正统，无论是臣子作乱还是农民起义，通通被列入到“奸逆”的行列中去。

而能加入到讨逆行列中去的人都可谓为忠义之士。这里就出现了因讨贼报国而结义为兄弟的刘关张一派；袁绍、曹操、孙坚等身在朝廷之士也因敢于与何进、董卓抗争而逐渐浮出水面。

这一时期的人物和形势虽然最为变幻复杂，但其忠奸之分是较为清晰的，凡扰乱朝纲、动摇汉祚的臣子或民众，都视为“逆贼”，而挺身而出加入到“讨逆”行列的人物，都可暂时归入“忠义”队伍。

不过顺便提一句，罗贯中在这里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为刘备造势了。

他写刘备白手起家，却一心为国着想，且宽仁亲和，俨然已成一支儒者仁师。

此时，刘备抑郁不得志的遭遇才刚刚开始，可见作者用心良苦。

而袁绍、曹操、孙坚等人此时也写得大义凛然，开口闭口为汉祚着想，誓不与强权“谋逆”者苟合同污，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罗贯中此处已为他们的“变节”埋下了伏笔。

这几人俱是野心勃勃之人，袁绍暴戾少谋，缺仁乏爱，难成一方之主；曹操只可负他人，不容他人负己的性格已慢慢昭显，为其他日专权擅政打好了伏笔；而孙坚刚愎自用，狂暴易怒的性格决定了他拥兵自立，视正统为无物。

这样一来，三国的雏形已慢慢形成。

其矛盾性则体现在三国一统时，对于忠奸现象的评判上。这时的忠奸现象显得十分好笑，诚所谓“造化弄人”。

曹魏政权夺自汉室，最终也被他人所夺，正应了“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的训语。

蜀汉虽有诸葛亮的苦心经营，可过于热衷于“讨逆”，矫枉过正，结果弄得国力空虚，后继无人，最终这个汉室正统成了司马氏的口中肥肉。

而孙吴自立江东，向来偏安一隅，不思进取，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搞得朝风靡靡，吴主自孙权后,个个荒淫侈奢，不得人心，结果也成了司马氏的阶下之囚。

在这种时候，强权出来讲话了，无论罗贯中想怎样地维护汉室正统或尊刘贬曹，都不得不屈服于司马氏的强权和军事下，眼睁睁地看着司马氏灭掉蜀汉，灭掉他心中的“正统”。

真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司马氏这样一个公然弑君篡逆的奸贼世家，在统一了三国之后，竟然又得到了罗贯中的承认，把它视为正统。

除了对历史的无奈之外，也是作者正统思想上的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