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合不亲，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糊涂说：
春秋的时代，早已不比西周初年周公制礼的时候，社会动荡，诸侯相争，唯有霸道，仁义不过是个幌子。自然法则乃至礼乐制度这样人为的法则被破坏，但内忧外患的形势所迫，春秋的霸主们又不得不张起“尊王”的大旗，以合诸侯之力“攘夷”。既要合力便不得不施些仁义之举，这种仁义，根本上来说是伪善的，是假仁假义。承平时期，君主施仁政或可理解，虽也有巩固统治甚至期望千古流芳的目的，但对百姓而言，多少还是能得些实惠的。大争之世，霸主们仁义的口号，不过是暂缓对弱小诸侯国的武力压迫，使其入盟，对百姓来说，却得不了什么好处。
老子一贯有不尚贤的主张，他的反对仁义和智慧，大约有相似的意思。确切来说，仁义本身无错，只是大道不行下的仁义，反而是一种负面的人为干扰，还不如任百姓自谋出路，至少不用被征兵，不用战死疆场，乃至堆尸如山，死无葬身之地。同样的道理，智慧本身无错，关键在于为谁所用，如何利用。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世界的前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贤和发明家们带来的人文与科技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今天的见识和生活状态，比之两千多以前的人们，要开阔得多，要便利得多。但我们在享受着人类发展的福利之外，人内心世界的纯净却远不及古。这算是科技的副作用了。科技越发达，人心反而越诡诈，甚至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花样越来越繁复。如当下的网络诈骗，层出不穷，似乎也没有什么根治的办法。当然，我们不是否定科技的发展，大概是人文的进步被忽视得多了一些，有些跟不上科技的脚步，人性暴露得也愈加明显了。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两千多年来儒家一直宣扬的纲常人伦。原则上，这样的设想是很完美的，但就现实来说，恐怕很骨感。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有血缘的纽带，固然是天然的血亲，但往往又有许多隐性的矛盾，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病榻之侧，勿谈孝道；萧墙之内，暗伏刀兵。这些且不必细说，单说日常的生活状态，有个眉高眼低总是难免的事儿。这些都是人为的、非自然的状态，老子说，正因为有不亲，所以才提倡孝慈，这反倒是有些欲盖弥彰了。
能臣良将，对一个国家的兴盛本是好事儿，君臣一心，上下一气，有这样的凝聚力，国家大治不是什么奢望，百姓安居乐业也是可期的。类似地，在工作中如有这样的状态，无论对公司单位还是员工个人，都是可获益的。但这终归是最理想的状态，怕最怕大伪似真，大奸似忠，这样的人当道，则国无宁日，巢无完卵。如当年庆父之在鲁国，时人谓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可悲的是，这样的状况历史上还真不少。屈原是忠君爱国的贤臣么？非但我们后世人大以为是，在当时的上层中，也不乏清楚的，可对楚的整个国家系统来说，不用你又待怎样？放逐，放逐！少了你，照样运转。至于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当世人的眼睛，只需盯着头上，活得舒服便罢，何必去管那许多！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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