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我想钱穆先生所说的“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委卸于古人”,就是对“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句话最好的解读。
而反观现代西方哲学,因为其以现代达尔文主义为内核,始终强调进化的观点,将自己置于一个高于历史的位置,显然是与这种观点相抵触的。
唐太宗曾经说过自己以史为鉴,我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观。人一定要正视历史,不偏不倚,不高不低,秉持中庸之道,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更加顺利的向前行进,不犯和前人一样的错误。
如果整个社会都不能正视历史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混乱,会看不清前进的方向。因为它的管理者们缺乏一个参考的坐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二战后,日本一直没有正视那段黑暗的历史,不能承认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误,使它虽然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但很快就泡沫化了。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不能在经济快速发展后正确的确定自己的政治走向,有很大一部分人梦想着军国主义复辟,导致其政党势力错综复杂。其实如果日本民众们能做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日本应该很快就能回到放弃军国主义幻想,与以中国为首的邻国友善共处的轨道上来,但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日本人还没有认清这一现实。
以现代达尔文主义为内核的现代西方哲学,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进化的观点,这为他们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掠夺和暴力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撑,很显然这是一种行“霸道”的理论。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战争面前人人平等,并没有什么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概念。小国理应被大国所取代,也就是所谓的“落后就要挨打”,很显然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理论,这种理论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
而反观中国哲学,它以儒家为支柱,以仁为内核。认为个人要做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主张统治者要行“仁政”、“王道”,大国应该帮助小国并教化它们的国民,使它们也能成为大国,而不是想着怎样才能从小国那里博得更大的利益,甚至想要吞并它们。唯有这样的“王道”思想才更适合当今世界!才能更好的维持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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