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名士，首先想到的就是魏晋名士。魏晋名士因为《世说新语》，精神面貌完全留了下来。后来的人仰望了千年，也批判了千年。
但是名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冯友兰先生说，成为一个名士要具备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妙赏，则是与三国末期到魏晋时期以来的品评人物有关，造成了对于文人雅物，都喜欢品评一番的风气。但是出名的名士也有不臧否人物的，比如阮籍。当一个人见得多了，见到不平的事情，心里面总会有一些想法，如果环境允许，他们还是会发泄一些自己的牢骚的，比如苏东坡，就说自己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也喜欢品评时事。明末的东林党，则是完全以清议为己任了。至于性格上像嵇康的龚自珍，有着阮籍的神韵但是骨子里面有着嵇康性格的鲁迅，都是离不开品评时事。所以，妙赏，要是不着边际的清谈的话，大可不必；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的话，未尝不可。但是事关生死，还是三缄其口好一点。
洞见，应该是成为名士的关键。要是不能把事情看得通透，即便是再努力，到最后也只能成为一头努力耕田，老来无依的老黄牛，就像诸葛亮。诸葛亮继承了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像孔子一样，为着一份失去的繁华时代的梦而努力，到最后鞠躬尽瘁，所有的努力都付诸流水。世事洞明皆学问，要是不问世事的话，也是成不了一个名士的，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只能是一个小家子气的糊涂蛋。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分寸如何把握，正是见证一个人的玄心的时候。
玄心，就是既要关注现实，又能够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一群人一窝蜂的涌向一个地方的时候，玄心的人不会头脑发热盲目跟风。当所有人都在赞美一个人的时候，他不会随声附和说出违心的话。当物欲横流的时候，他能够在闹市中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在青灯黄卷中寻找一份灵魂的栖息之地。玄心，就是要不回避世道人心，又不与之融为一体。要是以为陶渊明是真的喜欢那种田园式的带月荷锄归的生活，那就是不但没有玄心，而且没有洞见。要是他真的是这样，为什么还会将自己宝贵的年轻时候的三十年浪费在官场之中，现在工作三十年也是该退休的时候了。要是以为鲁迅真的就是眼睛里面只有现实，那更是一个糊涂蛋，不能在鲁迅文字的字里行间体会到，他的孤独感，疏离感，寂寞感，苦闷感，以及学富之后的洒脱，也是没有玄心的。因为之后自己到达了一定的境界，才能懂得那一种境界。
深情，更加是名士的必要条件。没有深情，一个人就是在空中飘浮着的，没有根，就算学识再高，心再玄远，在能够洞明时事，再能够辨别人物高下，也是一个与别人无关的空气人。只有心中能满怀深情，对爱情友情和亲情，挂在心间，那才是真的名士。孔子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后来单纯的强调礼，就造成了行礼的人有些虚伪了。礼毕竟是外表的东西，只做表面的东西，没有内心的深情作支撑，也很难做到色恭，做到不违。而名士又往往注重更加实在的内心，不在乎表面的礼节。比如对父母原本就十分的孝敬，何必纠结在去世之后严守礼节而不尽哀，阮籍不守礼法，但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呕血数升，也是难得的孝子。白首如新倾盖如故，何必天天腻在一起才是朋友呢，反倒是甜得像是蜜一样的，都不是君子之交，不是有求于人，就是虚于应付。
名士，名士。在盛唐的时候能够容得下像孩子一样天真的李白，不必去做名士。在刑不上大夫的宋代，苏轼可以有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也不必去做名士。名士，只出现在文人命薄如纸朝不保夕的魏晋时期，真可深思。
鲁迅写了《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向魏晋名士致敬。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本人也是一个真的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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