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读书的主题是“政治与变革”，精读书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封
我们知道，要实现经济发展其实并不算太难，但实现政治发展却非常难，有一些新兴的民族国家，经济是超前走了，政治却可能出现倒退。那么政治到底是什么？大时代背景下，公共事务、社会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更大的风险。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小时代是特例，大时代才是惯常。要想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预测未来趋势，政治是我们必须补上的一门课。
上周我们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到过塞缪尔·亨廷顿，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托克维尔让我们认识到，历史中的政治是复杂的，政治对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亨廷顿教授在思想上其实和托克维尔是遥相呼应的，不过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比托克维尔的书看起来更有条理。亨廷顿学术研究领域是比较政治学，这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即奠定了比较政治学的基础，书中他把各国的经验都端出来，让我们一一对比，告诉我们：什么是政治秩序、什么是政治现代化、政党的作用、什么是革命，什么又是改革。
塞缪尔·亨廷顿
一、政治秩序
书的一开篇先讲到的是政治秩序，作者认为，人们之所以必须关心政治的首要因素，就是它可以带来秩序，在秩序之下人类的其他行为才可以展开。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稳定、有序的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
“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托克维尔
这里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与政治参与的矛盾在于，如果政治参与的提高速度太快，也就是说，人们在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却发展较慢，没有发展出一套切实有效的政治制度，那么，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定。换言之，这就是一种“差距假说”：在渴望和指望之间，或者说在对政治平等的需求和政治制度的供给之间存在着差距，这种供求缺口会导致政治不稳定。
亨廷顿讲到，这种情况尤其会出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对政治平等的需求可能会突然提高，但政治制度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于是，社会矛盾就易于爆发。现代化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现代化的过程却充满了风险，即“政治衰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政治稳定可能更弱。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当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时候，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不仅仅是有了城市、有了高速公路、有了工厂、有了学校和医院，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级秩序都被破坏了。
二、为什么美国政治制度无法效仿？
如果政治秩序如此重要，那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向先进的美国学习，照搬美国模式呢？
亨廷顿是个美国的政治学家，但他却苦口婆心地告诫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可以跟美国学习，想要发展科技可以跟美国学习，唯独在如何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政治制度方面，千万不要跟美国学习。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非常特殊的。美国遗传了中世纪英国政治的基因。十七世纪，到北美洲的英国移民带着来自英国中世纪或者说都铎王朝的很多政治习惯。美国人有很多别的国家无法想象的天生优势。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观察到的，美国人生来就比较平等，于是，美国政治参与的程度比欧洲国家更高。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美国的政治现代化程度并不是很高，这其中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在战争的压力之下被迫提高政府的效率，美国却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亨廷顿讲到，新兴的民族国家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是没有办法照搬美国经验的。首先没有一个政治制度适用于所有时期的所有国家。一种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某个时期适用，但在另一个时期就不适用了。一种政治制度，在有些国家适用，在另一些国家就不适用了。
亨廷顿尤其讲到，对于那些处于政治发展初期的新兴民族国家来说，美国的经验没有什么借鉴意义。新兴的民族国家最迫切的任务是动员和整合国内的政治力量，但美国的经验却长于如何分化各种政治力量，让它们形成制衡。新兴的民族国家最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体系，而美国的经验却是不要相信政府，发挥民间的力量就好。美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最有效的，但却是更具有稳健性的，换言之，是更经得起折腾的。美国不是选择一个权威，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而是选择了多个权威，以多补拙。
亨廷顿的学生福山也曾经提过政治制度三个要素：一是国家，二是法治，三是负责型政府。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代表作《
《政治秩序的起源
》
所谓的国家，就是说要建立一个超越部落和宗族的权力机关，建立一套高效的官僚制度，这是相对简单的任务。
第二步是法治，也就是用制度代替领袖，法律最终超越了指挥军队和官僚的统治者，这就比较难了。
第三步是要求统治者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并让官员服从通过选举表现出来的大众意志。这一步又是更难的。
福山讲到，他说的这个政治制度三部曲不一定是先后出现的，也不是必然都会实现的。有的国家有了官僚制度，但迟迟无法完成法治。有的国家引进了西方的选举制度和法律体系，但官僚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演化，是非常曲折、复杂的过程。（弗朗西斯·福山和他的老师一样，也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学者，特别是2011年与张维为教授的一场辩论在我国更是引发极大的讨论。辩论内容这里暂且不表，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大多批评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人都没有读过《历史的终结》这本书本身，而只是读过它极容易让人误解的标题，因此批判也只是围绕标题进行，并不严谨，我们还需有根据地进行批判。）
张维为对话福山
所以，政治秩序是学不来的，而是熬出来的。我们要学会不要简单地套用两分法，政治不是能够用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来划分的，想要改进本国的政治制度，不要简单地复制和移植它国的现成经验，最好是拿来改造，兼容并包，还能推陈出新。
三、革命≠政变
革命可不是政变，跟政变这种持久的政治动荡相比，革命则是以雷霆之力，彻底摧毁了一个旧有的社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这样的变革会经历很多震荡，但“大破大立”，在革命之后建立的新的政治秩序反而相对稳定。
亨廷顿讲，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出现革命，但革命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仅仅在20世纪，在几个国家出现过成功的革命。法国、俄国、中国都曾经出现过成功的革命。革命之所以难，是因为难以找到坚强的革命同盟，也是因为难以找到革命的坚定领导者。
其中，社会各阶层在革命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知识分子往往是革命的发动者，但只有知识分子的参与，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革命者必须要和农民结合起来。农民可能是保守的力量，也可能是革命的力量，这就要看革命者怎样和农民结盟，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了。城市里面的贫民看起来会支持革命，其实更容易成为政治上的保守派。
跟俄国的革命相比，中国的革命更加艰苦卓绝，从最早在城里宣传革命思想，到1927年撤退到农村，然后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内战，最后顺利进入北京，整整历时28年，这是所有其它国家都不曾有过的。在这之中，政党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大特色是从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吸收成员，吸收成员的原则其实不是按照其身份，而是按照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度。党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革命联盟，然后在这个革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强悍的革命组织。很多人都低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开放性和执行力。政党才是革命成功的关键，这是我们需要去细细体会的地方。
四、改革与革命
革命很难，改革更难。改革比革命更难。改革者必须更好地拿捏火候，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改革的次序和速度比改革的方向更重要。改革者一定是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成功的改革，需要找到一种最佳的策略。而亨廷顿认为，改革有两种策略，一种是闪电战，一种是费边战术。
闪电战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改革摆上议程，在反对者还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迅速推进改革。
费边战术则强调渐进，改革中的费边战术就是藏而不露，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成很多小的步骤，一次只完成一个步骤，到最后终成正果。
闪电战易于激发更多的反对者，费边战则容易陷于细小的枝节，渐渐脱离了改革的主战场。亨廷顿讲到，最佳的改革策略是巧妙地把闪电战和费边战术相结合。从大局来看，最好是采用费边战术，从每一个改革步骤来看，改革者应该用闪电战。
这部分亨廷顿举了两个例子：光绪皇帝的失败教训，和土耳其基马尔的成功范例。
光绪皇帝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企图全线出击，同时推出一连串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又不是能够速战速决的，这些改革影响到盘根错节的旧制度，唤醒和激发了反对派势力。他过于贪多求快，最终树敌太多，把很多本来不会出现的反对势力都调动起来，加入了反对改革的阵营。
清末新政《钦定宪法大纲》
而土耳其的开国之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改革时心里却一直有一张蓝图：经济增长要求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而有效的政治权威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基马尔没有把自己的宏伟计划和盘托出，相反，他小心地把问题一个个分开，在每一次改革的时候试图赢得那些可能阻挠改革的社会集团的默许甚至支持。
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基马尔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把闪电战和费边战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当然，我们这里谈的是改革的策略，背后关注的还是政治的复杂性。了解了政治的复杂性，才能更好地把握改革的火候。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非常不错的比较政治学经典，尽管书中对马克思观点的批判我不是很赞同，但站在学术探讨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不少引发思考的地方，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读这本书也算是一种缘分。感谢亨廷顿教授开启了我对政治认识的新角度，特别是对改革的观点刷新了我的认知。有机会再拜读一下他的另一本著作《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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