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经省政府秘书处李希远介绍，日本民间友好人士杉本博先生到我单位访问，并向我们捐赠部分日文图书。我接待了杉本博先生。
李希远介绍：杉木博先生是神户大学历史教授，是侵华老兵。89年10月，他与访问日本的山西政府代表团交谈咨询：当年参加侵华战后又被阎锡山雇佣，因参加侵华惭悔情结很重，现在年岁大了想故地重游回山西看看，也特别想知道中国改 革开 放的变化；但他有顾虑，而且他研究战争历史，后来多次去台湾，会不会因此限制他入境；另外，他们有个老兵“晋友会”，他们这些人都是企业精英，很想为山西在新科技方面做些贡献，能否分期分批来山西观光旅游，欢迎不欢迎他们？
当时省政府代表团的答复是：欢迎他们以个人名义访问。
闲谈中，杉本博向我介绍：他们的这个组织是由一些侵略过中国，且有一定忏悔之心的侵华老兵们，战后被阎锡山雇佣做事，现在基本上都是平民百姓的日本人组成。
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他们是“残留日军”！有关“残留日军”参加解放战争的事，我以前接触过一些资料，大致知道一些：
山西的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与冈村宁次、河本大作等重要侵华人物有着长期交往的经历。阎奉行“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处世之道。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出于保持地盘、独霸一方的目的，打起如意算盘，他希望利用投降后的日本军队维护他在山西的统治，对抗解放；而一批侵华日本军官也希望在阎锡山的庇护下，“寄存武力”于山西，等待时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
根据阎锡山的要求，在阎日双方的操作下，数千名侵华日军官兵办理了就地复员手续，之后，和部分日本侨民一起，“志愿”加入了阎锡山的军队。
加入阎军的原日军官兵，一部分成为阎军的教官，一部分被编为作战部队。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就是以“残留日军”主体为骨干组成的列入国民政府中央军正式编制番号的部队，总部设在新民北街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办公处称“复兴楼”，司令由日本人今村方策担任。
后来，杉本博送给了我一册他们编撰的《会员名录》，在序言里，他们自己认为，1945年8月15日以后，蒋介石的军队和第二战区司令官山西阎锡山的军队解除了驻扎在山西的日军的武装。“晋友会”统计：日本投降时，在山西省内包括太原及其周围地区侨居的日本人，大约二万七千人，以及大同、内蒙地区集结（经太原返日本）的大约二万人，共计四万七千人；还有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及其部下五万九千人，以及由于战争结束而从各地集结大同的蒙疆军区的至诚、第四独立警备队的司令官坂本吉太郎及其部下二千人，总计有十余万人。
此时，国共国内战争开始，桥梁、铁路和主要道路被破坏，社会治安恶化，造成他们返回日本的困难。鉴于这种情况，处于劣势的山西阎锡山提出：“日军复员人员及居住人员如要返回日本”的条件是“日军留守一部分人员”。
为了使这十万余人安全返回日本，必须组织力量修复被破坏的铁路、桥梁，确保运输的铁路安全。日军第一司令部向下属各部队发出了“由日军抽调人员组成铁路公路修复队协助山西军”的命令。
于是编成的特务团（大同、阳泉市），在山西阎锡山军的协助下，维护治安，完成了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和复员兵返回日本工作。
他们自己强调的是：他们是“受命”而残留山西的“残留部队”。
阎锡山雇佣指挥的山西“残留日军”，先后参加了阎军与解放军的多次重要战役，在忻县、大同、阳泉、临汾、分水岭的战斗中，他们高出一筹的战斗素养和顽强作风得到了阎军官兵的认可而使阎锡山倚重，并被我军官兵指认。
但是几千名日本兵左右不了局面，阳泉、运城、临汾先后解放，第十总队也在太谷惨败，晋中战役结束后，整编后的十总队与空运来的胡宗南部第三十军成为阎锡山手里的两支精锐王牌。
1948年10月17日，解放军突袭占领了牛驼寨要塞的大部分阵地，十总队反攻，并进入东山阵地的庙碉做抵抗。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争夺，11月13日，解放军用一吨多炸药炸开庙碉，夺取了牛驼寨。
东山失利后，“残留日军”残部改编为炮兵团。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总攻太原，今村方策下令停止抵抗，集中于复兴楼的第十总队残余日籍官兵全体被俘。四天之后，今村方策在战俘营服毒自杀。
根据日方的统计：几年间，“残留日军”共有550人战死，700余人被俘。
被俘的“残留日军”中，很多人因为同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分别犯有战争罪行，被称为“双料战犯”。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原第10总队少将总队附兼政工处处长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原第10总队的四名团长住冈义一、相乐圭二、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分别被判处13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教官的大野泰治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军需官的笠实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太原的日本战犯共有136名，除了被判刑的9人和死于狱中的7人外，其余120人全部免予起诉，陆续被释放回国。
杉本博解放后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劳改，到50年代初才回日本。
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的个子不高，体态矮胖，大腹便便，动作缓慢，走起路来有点颤颤悠悠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见人或着道别，都点头哈腰的，经常哈哈大笑；能说半通不通的中文。正式场合，我们靠单位懂日语的同事翻译；平时闲话交谈，他就用日文夹杂着中文单词表述，而我讲的一半中文，他也能听懂；着急了，他和我相互书写简单的中文单字表达，所以，他的手边经常有一叠记事簿纸。
他与电影里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子形象有点对不上号。
他的组织每年都派代表到故地重游，顺便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慈善、公益事业，比如捐赠体育器材给山大体育系，捐赠乐器给工厂子弟学校等等。
后来连续几年，衫本博先生年年来中国，并且到太原。只要到太原，就要联系我，并为我的单位捐赠书籍。我们见面多了，就熟络了，话题也就多了。他是晋友会的成员，也是侵华日军之一。他曾经驻扎在晋东南，在残留部队时主要负责技术工作，没有上过战场。他说他在华期间没有罪恶。他四九年被关押，五几年出狱。在狱中，思想改造外，就是体力劳动锻炼，他曾经铺设过太原解放后第一条柏油路——五一路（巧了，这条路是家父负责修缮的，他讲过曾经押着日本战犯修五一路）。而我的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杉本的战友小野，是侵华察蒙军区的部队，他在残留部队时是战斗员，参加过太原战役牛驼寨的战斗，就是在那场战役中，小野头部中的枪伤。小野出狱时间也比他晚。
根据他们的纪念册中的说明，“晋友会”自己有拟定的工作，其中：两年一次组织山西留守者阵亡者追悼会；调查和救援未返回日本的留守日本兵和技术人员及其家属。
日本投降后，在山西的大同市、五台山、太原市周围地区，阳泉市、长治市（潞安）、晋城市（泽州）、侯马市、闻喜县等地区，还有不少没有回到日本，而留存下来的日本女性以及其遗孤，也有个别不愿意报出自己真实姓名的原日本兵。“晋友会”想努力找到他们，让他们实现返回日本的愿望。
的确如此！我朋友的同学，我也认识，他们一起上学玩耍直到大学，这个同学也说着一口太原话，平时丝毫看不出异样，七八十年代的一天，突然找到我朋友道别：他要到日本去了，他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现在中日友好了，母亲要回日本，他是遗孤，可以一起去日本......现在我们还有往来！
当年没有把这些事联系在一起，现在看来，“晋友会”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以后几年，杉本到太原，捐书过后，我都要陪他在附近转转看看，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到太原东山的烈士陵园瞻仰祭拜。
第一次，我们在陵园的烈士纪念碑前共同献花、致敬、默哀，祭祀完毕，他还低头站在那里喃喃自语，我顿时明白了：虽然他或者他们能够诚恳地认罪，但他们思想的深处，仍然固守着自己的一些观念和价值观，他的忏悔是一面，大约他祭奠我们的先烈也是真心的，但是他还隐含着其他心思：借着纪念碑这座标志物，寄托他们的哀思！
当时的东山战场是不可能前往的，牛驼寨阵地我们也不能上去，他们在太原更不能公开地举行“残留日军”阵亡者追悼会，只能采取这种权宜之计。他的组织年年派代表前来中国，确实也做了不少中日友好的事情，看似怀旧留恋故地，但是内心深处，实有“为旧友招魂，祭奠亡灵”之意。没有墓地牌位，只好借东山的革命烈士陵园里的纪念碑作为标识，代表他们组织，悼念他们的那些躯体留在了异国他乡战友的孤魂野鬼，告慰这些亡灵。
我后来几次陪他前往，在鲜花祭奠先烈后，自己徜徉在陵园里，瞻仰其他烈士，留点空间给他吧。
说来可悲，他们回国后，日本政府不承认他们的这段时间的军籍，相应的福利政策无法享受。于是从1980年起，一些“残留日军”老兵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享受军人待遇（主要指养老金和年金）等。在他最后一次来太原的前后，我听省外事办公室的人说：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诉讼，最终以日本高等法院认定他们为“自愿残留”而告终。
这场诉讼，我国也有关注，有人认为他们是要复活军国主义，也有其他认识的。不管怎样，用外办朋友的话说：就司法而言，日本高等法院裁定是正确的，在阎日双方的协议中，首先要求参加“残留”的日军官兵就地复员，就是说，他们在加入阎锡山军队的同时，已经不再是日军的现役军人，而身份是退役的普通日本侨民，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们输了，输得很彻底。
他们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对于大多数残留者来说，开始侵略中国，在异国他乡践踏、杀戮，是侵略者；日本投降后，他们没有回归自己的祖国与亲人团聚，而又深度卷入了中国的国共内战，做为战争机器践踏着别国的土地，他们走的是毫无前途与希望的不归路，无论中国内战的胜利者是哪一方，他们都是输家，他们的付出都不会得到胜利者的正视，更不会被对手所宽恕，客死他乡的更是毫无价值地流淌鲜血，成了游荡的孤魂。
这就是“残留日军”注定的可悲的命运。
1994年杉本博又一次来太原访问，回国前向我道别：来年再见。可遗憾的是，第二年（1995年）日本阪神发生了大地震，上万人死亡，杉本博就此失联，再无音讯了。
按说杉本博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2023年5月我们自驾游白陉道，5月14日到山西晋城青莲寺游览，在车上我把当年杉本博讲给我的逸事说与同行的老姚、节减与老潘。
有一天，杉本慢悠悠地对我讲道：那一年，我十六岁，从高中被征入伍，坐了船，乘了火车，几天几夜来到中国的山西，又乘汽车来到了山西晋东南叫“青莲寺”的古寺庙驻扎下来，庙里加我一共三个兵，其中一个就是田中角荣。我惊讶地问：就是那个首相？他诙谐又自得地说：就是其人！我说：你们是战友呐？他说：是的。他又说：中日建交，田中访问中国时就要求到青莲寺故地访问的。
——嗣后，我专门询问过有关部门的朋友们，答曰：中日建交时，田中访问中国，要求故地重游访问青莲寺。周 总 理经过层层询问得知：当时的青莲寺里驻扎有我们的部队，且有的庙宇很破烂。于是以“山洪冲毁道路”为由，婉拒了他，那次田中没有去成。——
杉本说：这次我要到青莲寺去看一看。隔年他再来太原见到我，说：已去过青莲寺啦。——大约当地抓紧搬迁，并酌情修缮了庙宇。接着他说：我特地拍了张寺庙的全景照片，回去放得大大的，装裱起来送给了田中。我问：田中的病好吗？——前一段，有报道说田中角荣中风昏迷了。他说：他的姐姐出来接待我，我亲自把照片交了给她......
听我讲完，节减在一旁冷冷地说：他胡扯，田中角荣没有到过山西，他撒谎！
愕然！
后来，节减把陆续检索到的资料给我，看过之后我笑了！
据这些资料粗略统计，日军侵华期间，田中角荣起码在我国几十处地方活动过，如：他在
北京延庆 驻过吃过栗子
河北唐山丰南贯头山 驻过吃过胭脂米
河北省元氏县黑水河 驻过吃过柿子
辽宁丹东大孤山 驻过吃过杏梅
内蒙库伦奈曼库伦 驻过吃过荞麦面和奈曼沙湖鲤鱼
湖南洞庭湖三塘镇 驻过吃过藠头
他还在湖北、江苏、山东等地驻过都喜欢吃那里的特产；
他在
河北省迁安市杨店子 驻过喝过“贯头山”白酒
河北玉田 驻过喝过当地老酒
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 驻过喝过当地白酒
河南洛阳娘娘山 驻过喝过杜康酒
江苏滨海县 驻过喝过五醍浆酒
除了上述白酒外，他在茅台、泸州老窖、深圳某白酒，以及古越龙山绍兴酒和双头黄酒等等生产地驻扎并喝过；
他在
河北邯郸黄粱梦一带 驻扎
河北青县 驻扎
安徽滁州浮山 驻扎
此外，还在浙江、广东等驻扎过。
这些资料言之凿凿说，田中当年去过那里，吃过当地的特产，中日建交后，还派人前去怀旧等等。
如果以上资料属实，田中角荣就是神人！当年跟随着日本侵略者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尝遍了当地的特产美味。
皆大谬也！
根据日本出版的《田中角荣传》记载，1938年春，田中角荣接受征兵检查，1938年底，接到入伍通知书，1939年3月到1940年11月一直为关东军序列的盛冈骑兵第三旅团二十四联队一中队的士兵。1939年3月，他随部队在日本广岛集中，经朝鲜半岛到中国东北黑龙江（吉林）三江平原一带，驻扎在黑龙江富锦县、宝清等地。1939年5月，日苏军队在诺蒙坎交战，田中角荣并未直接参加战斗，只参与了后勤工作。1940年11月底患肺炎肋膜炎并发症，1941年2月，田中角荣从大连港乘船回国治疗，并按伤病军人复员退役。服役期间，他从未跨进关内，更别说在侵略地到处游转了。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同年9月访问中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1974年因涉嫌洛克希德一案下台，1976年宣布退出自民党。1990年田中角荣从政界引退。 1993年病逝于日本东京。
之所以我国上述的一些地方臆造附会、胡编乱侃田中的传说故事，究其原因，大多是在改 开初期，感念田中角荣首相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积极作用和留给我国人民的较正面的印象，于是把田中角荣成了当地、或地方酒水或特产或美食的代言人，借以吹嘘、宣传、“贴金”自己。
至于有的故事流传不广，或许是与中日关系的起伏跌宕有关。
山西没有此类传说吗？非也，不能免俗啊！晋城有人编造：1944年的一天清晨，驻地日军军官田中角荣带领一队日本兵来到珏山西顶......田中刻匾留诗一首：
日出东海是我家，一十八年进中华。
今日与尔见一面，知我回家不回家。
此匾后在文 哥浩劫中丢失。为纪念这段历史，当地人在此筑台命名观日台。——珏山就在青莲寺的近旁。这个故事还被收入正式出版物。多滑稽！
那么，杉本博为什么要编出那段“青莲寺”的故事呢？！在日军侵华期间，大约杉本博本人确实在那里驻扎过；在七八十年代那个阶段，晋城方面有他们的目标，为了开展工作，打出形象友善的田中角荣的旗号，行事可能方便一些。他大约不只对我讲，也和别人说。
当地也就以讹传讹了。
（感谢节减的检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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