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还要继续

公元二零一零年正月初六。

我呆呆坐在车里，茫然望向窗外。繁华的街道，高耸的楼房，气派的桥梁，就连那些名胜古迹也没引起我一点兴趣。

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大医院，在住院部神经外科住下。

第二天清晨，在病床上，量血压，抽血，这些住院后的程序一一进行。上班后的医生，惯例查完病房，我在一女护工的引领下，去做相应检查。

一上午的时间，我机械地跟着这位女护工。这是一中年妇女，她很健谈，她告诉我，他也是天津人，和我是老乡，她老家是蓟县的，是嫁到北京的。我木讷着，面色愁容地应着。

从有症状的疼痛，到查出病因，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和家人，脑动脉血管畸形不好医治，像我这罕见的畸形团更不好治疗。我听后，醉态朦胧似地回到家里。刚进中年的我，正是人生的辉煌，千钧重负的时候，医生说让我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意为着不能医治。我怎能不消沉，精神恍惚，一切变得灰暗，生活、家庭、事业、未来好象都已关停，一片空白。最后，在一亲戚的帮忙下，我来到北大医院治疗。

可能是春节刚过吧，病人不多，两人间的病房只有我一个病人。我呆坐病床上，一上午的检查使我有些疲倦，我没有出声，只喝几口水。妻子一旁小声问我，让我吃些饭食，我轻轻摇头，出神地远望街道景象。天空阴沉，不时有雪花飘落，使人情绪更加低落。

夜里我睁着双眼，细想恐极，在这漫长黑夜，我静躺病床上，感到绝望，又有些无助。

一天，护士通知我去找我的主治医生李主任。我和爱人我们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李主任办公室。进屋后，李主任客气请我们坐下。

李主任告诉我们，我的病是罕见的，先天的，是埋在脑袋里的一颗不定时炸弹。畸形血管随时都有破裂可能，一旦破裂会造成颅内大量积血，根本来不及抢救。李主任又拿我的CT片给我们讲治疗方案。简单地说，先做介入手术，最后再做开颅手术。所谓介入手术，就是用特种的钢丝夹住一种专用的胶，从大腿根的动脉血管里，钢丝沿血管抵达病灶处——脑畸形血管根部，用专用胶栓塞住畸形血管。不能一次栓塞住所有畸形血管，介入手术要做二到三次。最后李主任让我先回病房，单独和我妻子交代病情和手术风险，怕我在场心理难以承受。

第一次介入手术很成功，七个小时的手术，我好像睡了一觉。醒来后回到病房，术后并没有感到任何痛苦，我躺在病床上，腿一动不动，直到二十四小时才能弯曲活动。

第二天，我开始慢慢下地，慢慢走步，没有感到异常，我脸上有了一点久违的笑容。

李主任看完后，告诉我们，这此介入手术很顺利，叫我加强锻炼，按时吃饭，放下思想包袱，保证身体强壮，为下一次手术做准备。

我看到了希望，就像在大海里挣扎着，突然抓住一件救生衣，喘气拼命向岸边游去。我话也渐渐多了，饭也觉香甜了。家里人也为我高兴，妻子还为我买来各种水果和营养品。

李主任和我们说，这段时间先回家静养也行，过半个月再来做二次介入手术。我们商定后决定不回家，一怕这病有危险；二怕再住院时没有空闲的病床。

这段时间作息很固定，工作上，自从有病以来，自己的个体小厂也停工了；家里每次来电话询问病情，也是总打给妻子。每天清晨起床洗漱后，活动会儿身体，开始吃早饭。等到上班后医生查完病房，我是不用吃药输液的。那时的智能手机还没普及，微信还没有出现，我用看书看报和听收音机打发时间。每天午饭后在病区散完步，听着收音机里单田芳的评书进入午睡。下午除了锻炼身体，就看书报。医院规矩很严，病人外出得写假条，经医生批准才可以出去。我为不给医生护士添麻烦，也为我的病情考虑，基本是不去院外的。我让妻子常去逛逛，散散心，回时顺路买些东西带来。晚上的时间也是规律的，吃完晚饭去散步，回来听收音机里新闻联播，有时和一些病友聊天探讨病情什么的。

时间过的很快，明天我做第二次介入手术。李主任叫去我的家人和妻子，向他们讲述可能术中术后出现的情况。家里人回来宽慰我，叫我放心。说实在的，我有些惧怕，犹豫过。但为了继续治疗，我不敢往坏处想，总想好的方面。人啊，谁不想好的事情。可有时坏事情的出现，你又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

我做完二次、三次介入手术后，身体偏瘫很严重，开始走路时需要有人搀扶，眼睛重影也很严重。我心情又回到从前那种忧伤苦闷，甚至比这还糟糕。我就像在大海里拼命挣扎，已感到精疲力尽，生还无望，力竭难持，还能不能到达岸边。

病房里原住的一位病人，已前两天痊愈出院。这天又住进一位病人，是一位年岁很大，看样子又是很文雅的学者。我没有和他招呼，一个人呆呆坐着，注视窗外，望着远处街道景象。

倒是这位病人的家属，可能是病人的老伴，和我们先打起招呼。我妻子也客气回应着。听她们交谈，知道他们是北京城里人，老人七十多岁，是颈部两侧血管狭窄。妻子也简单说起我们是哪里人，什么病。我还没有吱声，对方病人也没有说话。这时护士进来，问他的病情并一一登记。在病房门口处病人标示牌上，我知道了这位病人姓岳。并在以后的交谈中知道他退休前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慢慢我们熟识起来，我们按家乡的习俗叫他们岳大爷、岳大娘。岳大爷的性格很沉稳，加上有病的原因，整天话不多。是多年的习惯，每天清晨叫岳大娘去买当天日报看。岳大爷有一儿一女，儿女工作很忙，主要由老伴照顾。岳大爷原先的老伴没了，现在的老伴是几年前后续的。后续老伴照顾岳大爷很细致，打水打饭不说，每天晚上准时打好洗脚水给岳大爷洗脚，给岳大爷绞脚指甲，每天陪岳大爷散步。

看着他们俩，感慨万千，遐想到我们老年，也像他们一样恩爱相顾是多么地幸福。又想到自己目前状况，我黯晦消沉，忧愁接踵而来，不住叹息。这时岳大爷会一直看着我，默默长时间注视我。

一天，一群实习的学生，其中还有几位外国留学生，在一医生带领下来到我们病房，这位医生叫我拿出我的CT片给他们看，这位医生给实习生们讲解我的病情和治疗方案。有时用中文，有时用英语。最后，我听他说，我这种病很罕见，不好治疗，很难治愈。听后，我心情更加沉重，坐愁行叹，很想知道李主任他们是怎样制定我的治疗方案。

问了李主任一些情况，李主任说通过几次的介入手术，病灶大部解决，但是一些毛细血管是没办法栓塞的，脑袋里的这颗炸弹还没彻底排除，只有通过开颅手术才彻底解决。开颅手术风险很大，日后病人可能会瘫痪在床，或以轮椅为伴，生活上还需有人照顾。如果保持现状，我们现在就能出院回家。看着李主任纠结表情，我脑海里也反复思考，家人和妻子也没有了主意。

几天来，顾虑困扰于我，妻子和家人最后意见是继续手术。我没表态，遐思迩想，我问过医生，不开颅手术还能活多久？医生告诉我，不好说，也许没事，也许畸形毛细血管随时破裂，威胁生命。

对于我的境况，岳大娘很同情我们，劝解我们。看着我无神的眼光，岳大爷冲我点头示意，深情说道：“人一定要有信心，要有希望。不管怎样，一定要振作起来，放下负担，不要有压力。” 又说他自己经历的事很多，就是有坚定的信心和美好的希望才到今天。还说自己这么大岁数了还来医院治疗，是要继续生活的更好。

我的心不由一凛，是啊，人要有信心，看到希望。夜里我辗转难眠，脑海里争论不休，岳大爷的话响在耳旁，信心、希望、振作。要打消一切顾虑，要重拾信心，活着就是幸福，生活还要继续。鼓起勇气，深惟重虑后，我决心赌上一把，天见犹怜，菩萨保佑。

在我们再三恳求下，李主任最后也同意给我做手术，并积极研究制定手术方案。

手术当天，家里来了许多人。看着他们关切的目光，骨肉厚爱，我强装镇静地和他们说笑。躺在车上去手术室的路上，我强忍眼泪，微笑向他们挥手，触目惜别，内心感觉悲戚诀离。

我是早晨七点半进的手术室，进到手术室，医生和护士几个人围在我四周，不一会儿，麻药进入我身体，我很快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被退出手术室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做了十九个小时手术。事后听妻子说，我推出时，头缠绷带，脸肿很大，苍白浑噩，带着氧气慢慢呼吸着。

十九个小时，家人们是在焦虑不安互相安慰中熬过的。医生和护士更是劳累困顿，尤其李主任走路都不稳。李主任说手术还算成功，共输了1200CC的血，他就像考古一样，小心翼翼地剃着畸形血管，生怕多去一点脑细胞，细入毫芒。

天亮时分，我正式清醒过来。伴随而来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头晕、剧烈疼痛。李主任让我活动一下四肢，我动了几下。看到这些，李主任告诉我说比预想的结果要好，告诉我实在忍不住疼痛就叫医生。我坚持着，有时差点发出痛苦的呻吟。白天为减轻疼痛，听别人说话；在孤独的黑夜里，煎熬地等待黎明的到来。我在病床上整整折腾了九天，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扶着病床，慢慢下地挪走两步，妻子冲我笑了笑。另一张病床上的岳大爷也微笑冲我点点头。我来到窗边，眺望远方，明媚阳光照耀大地，春天气息令人陶醉。我久久注视着这一切，百感交集。直到护士叫我输液时，我才回过神来。

今天我终于可以出院了。感谢李主任，感谢这些天来照顾我的医护人员。最后和岳大爷岳大娘告别。岳大娘祝福我几句，岳大爷没有说话，挥手微笑和我告别。

是啊，活着就是幸福，生活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