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青春期
一幅文坛的纷争地图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青少年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风格流派最发达、最繁荣的时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重要的文学社团。
先从”左“和”右“讲起。这两个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变得十分混乱。
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最简单的理解，强调自由的就是右派、强调平等的是左派，博爱的是中间派。具体在五四时期，革命是“左”，比如陈独秀；改良是“右”，比如胡适。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东西？右派偏向于保存传统，左派偏向于反传统。比如“自由”和“平等”，右派主张所有的人一起跑，跑得远、跑得快就拿的多，这样是公平的社会；左派主张你不管怎么跑，大家都要差不多，这才是好的社会。一个是机会平等，一个是结果平等。今天回头看，都是为中国好，但主张不一样。
当时还有其他的流派，当时最保守的派别，比如林琴南、学衡派的梅光迪，还有吴宓等。这一派的大师是王国维，最典型的传统文人，中学、西学都极好。今天看，他是“反动”派，因为他反对中国文化当时的变动方向。
除了传统派，较右的就是胡适这一派，《现代评论》和新月社。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都是“整理国故派”。
更偏右的，是《现代评论》的主编陈西滢，和鲁迅经常吵架。和这一派比较接近的是，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都是新月派。
他们在艺术上不赞成艺术直接为政治服务，尤其不愿为“左翼”的政治写作。因为胡适的原因，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关系也不那么紧张（闻一多除外），而且这些作家大多数都是英美留学。
夏志清的观点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凡是英美留学回来的就比较保守，凡是日本回来的就比较激进。
去欧美留学的人回来，不会那么激愤，觉得中国有的问题其实西方也有；所以他们比较重视改良，比较珍视中国的传统。
而当时去日本留学的人比较激进。因为日本当时正处在明治维新之后，正激烈地拆掉传统，走向现代社会，走得比中国成功。同时，日本的环境也特别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早一批回来的留日学生，就是周氏兄弟。他们是矛盾的，在“左”和“右”之间。周作人和鲁迅一起办的杂志叫《语丝》，内容上不管政治，也不管左右，就是写散文。
比他们再稍左一点，总体还是中间派的，就是文学研究会。比如矛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文学研究会派别的作家，是中国五四文学的主流。如果从欧美回来的是绅士、从日本回来的是革命派，那么文学研究会大部分是本土作假，是中国国学培养出来的。
创造社的几个创始人都是日本留学生，创办不久就和文学研究会发生争吵、互相讽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流派，一个是为人生的艺术，一是为艺术的艺术。到今天，这两个主张也会陷入两难的选择。
创造社有两个，早期和晚期，很不同。郁达夫是早期的，郭沫若是贯穿的，但后期倾向于革命派，和太阳社一样。创造社的人，不少成为我党的重要官员，如成仿吾，他们是革命派和实践派。
还有一些小的流派，如浅草社、沉钟社、莽原社。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最重要的两个流派，一个是现代派，一个是“左联”。《现代》是一个杂志的名称，既代表当时不成功的左右之外的第三条文学道路，也的确与当时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点关系。
文学研究会：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
文学研究会人最多，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郑振铎、周作人、许地山、沈雁冰等，后来加入的有冰心、朱自清、老舍、沈从文等。大部分人都在北京，这些作家风格很接近。
夏志清概括，文学研究会是一个对文学抱着严肃态度而深具学术气氛的团体。
当时文学主流是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会要反对，认为写东西是有责任、有使命的，是要为社会好，不只是为了消遣和娱乐。
严肃态度是相对鸳鸯蝴蝶派而言，学术态度是相对创造社而论。创造社是由一群相信天才、相信灵感的文人组成，好像不需要多读书，人品到的和文学成就没关系；文学研究会则认为作家要多读书，要有才能训练，要有学术追求，相信人品与文品有联系，作家应该为人正派，讲究道德修养。
创造社：文学是为艺术的艺术
早期创造社成员，都是八零后、九零后，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有一个共同点，在日本留学，傲娇自恋，喜欢文学，看不惯国内的文学。他们觉得文学研究会是一批学究，带着功利目的，写“血和泪”，想救社会。
他们觉得，文学不应该救社会，文学就是为艺术，不应该有目的。文学也不应该靠学问，要靠“灵感”，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都不是学文学的。
创造性的领军人物就是郭沫若和郁达夫，郭沫若的成就是诗歌和戏剧，郁达夫的成就是小说和散文。
郁达夫的生平
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中国现代文学最有名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关系很不好。但他们和郁达夫都是好朋友。
郁达夫作家生平很典型：
父亲很早去世，家里从小康往下滑，从小靠他的母亲。他的哥哥叫郁华，北平的一个大法官，很有地位，被丁默邨暗杀了。他因为哥哥的资助到日本留学，回家后娶了一个旧式的小脚太太孙荃。孙荃的旧体诗写得非常好，郁达夫写了很多旧体诗给太太。
郁达夫在日本的生活很颓废，一般人都是尽量显示自己美好的一面，但他专门讲自己不好的地方，讲得比实际还要厉害。特别在《沉沦》中塑造的“我”。
其实是艺术创作有意为之，也的确和作家个人气质有关。引善扬恶有两个效果，一是显得比他人真实，二是质疑社会标准的善与恶。
回到上海，郁达夫和郭沫若办杂志，政治上偏左，激进；艺术上崇尚自我与个性，其实又偏右。后来去了北京，和鲁迅成了好朋友。
1926年，创造社后期的一批革命派说郁达夫颓废。其实，他当时的文章挺革命，最早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但他写出来的作品，很小资，感伤生活没意思，袋中无钱，心头多恨。按今天的说法，缺乏正能量，忧郁颓废。
一件轶事
看照片可以发现，郁达夫的外表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耳朵是招风耳朵。
这个耳朵，导致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诞生。
日本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家里很穷，只能供一个人到东京读书。大江健三郎的母亲非常喜欢郁达夫。
郁达夫、鲁迅、周作人这些人在日本是非常出名的，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人知道他们，连普通受教育爱文学的日本人，都会读鲁迅和郁达夫，就好像中国人读雨果、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一样，很普遍。
她看了郁达夫的照片，又看了自己的儿子——只有三郎的耳朵和郁达夫一样的，他就送他去东京读书。
后来大江健三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到北京来，到中国的现代文学馆，指着郁达夫的照片说，我就是因为耳朵像他，才有机会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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