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坐在越南大叻的一间咖啡馆。她在对面看书，大概依旧是《悲惨世界》，这些天她陆陆续续跟我讲起书中生活清平的卞福汝主教，以及与他棋逢对手的享乐主义者。
咖啡馆四周都有窗户，外面是热闹的夜市。将近夜里十点了，我们打算在这里坐到十一点——咖啡馆打烊。然后在不远处的巴士站乘车去往胡志明市，她们更愿意称之为西贡。接着是柬埔寨，看一眼吴哥窟，最后从曼谷回国。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一起长途旅行。二零一五年，我们离开大理时，曾考虑过来大叻定居，印象中是在深夜食堂跟Jason聊天时聊出来的想法。他告诉我们，大叻跟大理很像，同样地处高原，依山傍水，四季如春。从云南到越南，从大理到大叻，押韵得像某种命中注定。后来阴错阳差，我们没有来到大叻，而是去了泰国，我们也没能在泰国定居下来，像想象中的那样，开一家小餐馆，放空两年。身边的亲友都在替我焦虑，告诫我不该偏离自己，不该在青年时期幻想闲云野鹤。
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念头，促成了影响之后几年生活的决定，并且永远地改变了生命轨迹。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并不知道自己会飘到哪里。因是主要条件，缘是次要条件，并非所有念头都能够因缘具足，成为一次抉择，一篇文字，一部电影，一场旅行，一段爱情，这捉摸不透，但不妨碍所有人在追逐。
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大多数时候住在浙江老家农村，只在必要时去往城市。就连在校学电影的那两年，不得不住在多伦多（被称作是多村，可见这城市的节奏之慢），也是把房子租在有极重村庄氛围的肯辛顿市场。那里聚集着很多嬉皮士和流浪汉，夏季大家打扮一番，从城市各处去那狂欢，然后各自散去。留在那里的，依然是我们，习惯廉价而轻松的人。相比之下，老家的农村虽然安静，却有更多眼睛在审度着晚辈言行。每处地方都有着不同的底噪，底噪有时令人厌烦，却也构建了那个空间。
无论如何，在生活环境的选择上能够有所坚持，是一种幸运。
我们只在大叻住了一晚，确实与大理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竹林禅院惬意的午后时光，让我想到大理无为寺。夜市的拥挤程度，也像极了三月街时的大理。但她们依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每一处相似都不同。就像我们相似，具备做生命中旅伴的因缘，却依旧不同。重复的日常中的每一天都不同，太阳底下无新事的轮回也不同。每一双眼睛看到的同样景象都不同。就算所有生命的本质相同，也不同。我们的痛苦欢乐，溯本求源，相同，也不同。
这不同，不在乎差异的微小或巨大，仅仅是存在，对我而言就是重大的意义。她承认了每一段旅程的独一，无论再强大的谁试图复刻或者量产，都无法击破的独一。
快十一点了，咖啡馆的店员已经开始拖扫地面。
二零一九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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