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15年前，一部叫做《加勒比海盗》的电影席卷全球，约翰尼•德普和“精灵王子”奥兰多•布鲁姆为观众不仅带来了传奇的故事和帅气潇洒的表演，更让世界对加勒比再次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对于我们而言，加勒比是个遥远和相对陌生的名字，也许除了传统的老兄弟古巴之外，就没有更多的印象了。这也是整个世界对于加勒比地区的观感，在世人眼中，加勒比更多的就是一处纯自然意义的桃源，明媚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绚丽的鲜花、与大海融为一体的假日酒店……如果一定要找寻人类的痕迹，也自然是海滨大大小小的酒吧，各色海鲜和纯正的朗姆酒，身材火辣、性格奔放的加勒比美女，如果肉身的享受意味着天堂，加勒比应该属于天堂的一角吧。
也就是说，加勒比对当今这个世界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一个天堂般的存在位于大西洋的一角，那里比邻墨西哥湾，处于中美洲广袤的大海，无数的岛屿，无尽的魅力。另一方面，人们又几乎对这片区域的认知极为有限，加勒比的历史仿佛也只是与哥伦布的冒险和奴隶贸易等挂钩，加勒比海盗的影子反而甚至要大过自身的这处背景。也正因此，关于加勒比的历史研究更多带着某种重建人们惯性认知的味道，就像卡丽•吉布森在《帝国的十字路口》中要特别解释关于加勒比海盗的问题。这些海盗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土著，而是欧洲冒险家和水手的别称，这背后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博弈，马丁•路德掀起新教革命，西班牙、葡萄牙代表的天主教势力成为欧洲其他国家重点针对的对象。这场政治和宗教的分歧，在加勒比那片遥远的地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教水手将悬挂西班牙旗帜的船只看作是合乎法理的攻击目标。
类似的情况，在整个加勒比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对那片遥远而美丽的海域，人们的陌生总带着一种必然的低估，世人眼中“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在整个世界近现代史进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的背后是“帝国的十字路口”。卡丽•吉布森在《帝国的十字路口》中正是以此为深层的切入点串联了“从哥伦布到今天的加勒比史”。历史对加勒比的低估，其实更像是一种逻辑的朝向，即因为欧洲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才有了哥伦布登陆加勒比，才有了加勒比的一切。但《帝国的十字路口》显然采取的是一种反向的逻辑，即加勒比与欧洲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一种反作用——因为加勒比的存在，欧洲的那些“帝国”仿佛走入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妨看看这种反作用发生的历史背景，或者说有效地了解哥伦布踏足加勒比之前的欧洲，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加勒比如何对欧洲发生了这种反作用。在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阳光海岸的韦尔瓦附近的帕洛斯出发之前，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其实刚刚实现一次历史的转折。在1481年下半年，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位天主教君主开始对格拉纳达发起了最后的攻势，1492年1月6日，就在哥伦布出发的7个月前，穆斯林在欧洲的最后一片领地被攻陷，穆斯林对伊比利亚半岛几近800年的统治历史被彻底终结。基督教世界的信心得到前所未有的恢复，半岛上出现了对非基督徒的血腥清洗，穆斯林、犹太人被大批驱逐，欧洲出现了强烈的内聚感，实现了短暂而宝贵的内部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向外扩张和探索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接下来欧洲发生的事情，却可以看到加勒比乃至整个美洲是如何强烈地反作用于貌似处于“主导地位”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在殖民加勒比之前，欧洲其实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各个帝国面临着结束中世纪的历史性抉择，更面临着一次重新的势力洗牌。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世界史的开端一般是定义在1500年，即哥伦布登陆加勒比的8年之后，而不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不是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束。这是因为1492年到1500年的近10年间，欧洲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引发了瓦鲁瓦•哈布斯堡战争，传统的欧洲强势势力几乎全部陷入其中，1497年达伽马又起航去往印度……
可以这样说，如果欧洲的历史按照原有的轨迹滑行，那么其绝不可能在16世纪的“十字路口”走向最佳的方向。15世纪的后半叶是欧洲的曙光初现，但百年前的14世纪则是欧洲最为悲惨的时期，那个百年是欧洲粮食歉收和饥荒最严重的时期。特别是1347至1353年的黑死病爆发，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要知道整个二战欧洲的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所以，欧洲的恢复基础是极为薄弱的，它必须需要足够的助力才能扭转百年浩劫带来的虚弱。加勒比地区的发现让欧洲的众多帝国第一次意识到，除了十字军东征之外，也许还有更为有效的方法让自己顺利通过“十字路口”。
如果将一个帝国的发展用最简单的方法进行表述，其实无非就是“人财物”三方面而已。但这三个方面恰恰是当时欧洲最为欠缺的东西，于是加勒比极大地满足了欧洲。也因为这样，加勒比内部的历史呈现了非常相近的轨迹，以古巴岛、牙买加岛、波多黎各岛为例，它们都经历了黄金的迅速枯竭，然后就是饲养牲畜，人口开始减少。欧洲帝国终于开始清醒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财物”其实不是一个涸泽而渔的话题，而是一个徐徐图之的过程。于是，在加勒比，欧洲人不仅要贵金属，他们还要更多的奴隶，要开垦更多的天地，去种植庄稼，没错，加勒比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欧洲帝国来说更像是一个“后院”而非“前庭”。
即使很多欧洲帝国直到今天仍然半遮半掩，但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那就是加勒比对欧洲的意义绝非如今我们想法中的可有可无。虽然在15世纪末欧洲彻底驱逐了伊斯兰的势力，但真正的胜负手却已经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完成——奥斯曼帝国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堡垒彻底崩毁——欧洲人认识到打通东方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所以，半个世纪后加勒比地区的发现，完全让欧洲重拾了希望，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加勒比地区几乎是耗尽了一切为“十字路口”前的欧洲帝国打开了美好的明天，早在1540年，与哥伦布同时期探路加勒比的卡萨斯就已经在其《西印度通史》描述了西印度群岛的毁灭。卡萨斯甚至将书呈献给查理五世，向他的国王描述了这种残酷：
“在这四十年里（自1502年开始），超过1200万人——男人、女人、孩子——被残暴、不公正地杀害，死于基督徒的残暴行为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的工程……他们闯入村寨，连孩子、老人、孕妇、喂奶的女人也不放过，他们还划开女人的肚子，将婴儿乱刀砍死，就好像是在屠宰关在自己家羊圈里的羔羊，他们还打赌，看谁能一刀划开男人的肚子。”
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生命的黑死病被永远铭刻在今天的世界史，而欧洲人仅仅用了四十年就让1200万加勒比人丧生，以至于最终不得不让非洲人替代了加勒比人。而欧洲帝国之所以如此“心急”，盖因加勒比地区实在是让欧洲终于找到“弯道超越”的法宝——经济作物。加勒比盛产蔗糖，之前的烟草虽然开始时遭到欧洲国家上层的拒绝，但当欧洲人大批量引入蔗糖的时候，烟草和蔗糖已经在悄悄改变欧洲的经济结构。更不用说，加勒比是欧洲各国争夺的盐场和咖啡产地，加上加勒比粮食的出产，欧洲农业实际上在加勒比实现了“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
更进一步说，加勒比不仅因为自身的经济深深影响着整个欧洲，同时，欧洲不同的帝国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不同选择，也产生了一系列蝴蝶效应，改变了它们各自的命运，风起萍末。卡丽•吉布森在《帝国的十字路口》中正是要进一步申明这样的观点，如西班牙和英格兰最终因为加勒比引发的连锁反应，在16世纪发生了以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为结局的大战。但这场源自加勒比的飓风实质上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顺着卡丽•吉布森的逻辑，我们不难发现英格兰之所以成为“日不落帝国”，实际上是因为赢在了大的战略上。因此，有人说，西班牙、葡萄牙在一场“龟兔赛跑”中扮演了先领先后被反超的尴尬角色，这是因为它们只认黄金和白银，在加勒比和美洲抢夺来的贵金属都变成了贵族在欧洲奢侈的依凭。
这实际上是不十分准确的，《帝国的十字路口》要谈论的正是这种对以往定论的重审。贵金属不但西班牙、葡萄牙需要，英格兰、法兰西也需要，卡丽•吉布森认为这没有什么分别，甚至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加勒比发展经济农业的做法，比英格兰初期的殖民更加系统和科学。但是，英格兰的幸运或者说是智慧就在于，它认识到这个“十字路口”不但可以直行，即继续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它也认识到左转的可能，如果从世界地图上看，加勒比应该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左转方向。但它更认识到这个“十字路口”并不是“丁字路口”，还有右转的可能，按照世界地图的方向就是继续转向东方。也许，长年与穆斯林世界作战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心力憔悴，认为东方的路已经无法再走，但英格兰却永远没有忘记东方。
正因此，英格兰在加勒比的态度是相对超脱的，也是更具弹性的。当欧洲各国开始陆续向加勒比进军，有人就建议英格兰效仿荷兰，建立一个类似西印度公司的机构，但这个提议一直没有落实。反倒是最终英格兰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准确地领会了“十字路口”的历史含义，而这与英格兰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实践关系密切，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另谋出路的问题。英格兰敏锐地意识到，加勒比乃至整个美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成为“欧洲的领土延伸”，其根本在对土地的经营，这种源自加勒比的殖民思索一直延伸至英属印度时代。所以，加勒比不是印度的前传，印度只是加勒比的续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加勒比在世界史序列中被完全低估了，这种有意无意的低估背后，则是“欧洲中心”史观的必然。欧洲中心论者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在史学界，欧洲中心论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许多地区被忽视和边缘化，例如中亚地区、加勒比地区等等。卡丽•吉布森显然是反对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的十字路口》不但是要为一直被低估的加勒比正名，更是要实现一种世界史观的重构。
这种重构的世界史观就是全球史观，或者说是整体世界史观。自从上世纪50年代史学家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提出“全球历史观”以来，人们其实已经逐渐从“欧洲中心论”中醒悟过来——世界史观也许应该转变为以全球视野为考察对象的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史观。我国世界史泰斗吴于廑先生也曾明确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史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过程。
这样看来，加勒比很符合这种“纵横”的全球史观。卡丽•吉布森在《帝国的十字路口》中强调，加勒比“每个岛屿都有它丰富、厚重的历史，涉及的事件延伸至全球，远远超出了加勒比地区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加勒比还有“一个精神的维度”。在全书后半部，加勒比的海地、古巴等国的独立自由运动风起云涌，不管是革命还是暴动，在加勒比那片土地上总是显得更加奔放和让人向往。何况除此之外的数百年，加勒比成功地改造了很多原本强势传来的外来宗教，不断地向欧洲和世界撩拨着“追逐梦想、幻想、财富、性放纵”的信号。如果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的映射，那么加勒比无疑实现了这种“纵向”的“风起萍末”。甚至加勒比因为其各种历史元素的集聚性，还扮演了某种世界史“预告片”的角色——在人们群起抵制血汗工厂之前，人们也群起抵制过加勒比地区生产的糖，在萨达姆被推翻前，危地马拉政府其实是被完全相同的模式推翻的。
而从“横向”的地缘角度讲，加勒比实际上将整个世界已经连接在了一起。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衰落之后，进出加勒比岛屿的水上航道第一次重新将世界打通。中国丝绸经过巴拿马运到西班牙，然后再从西班牙转运其他地区。加勒比地区热切地期盼商船的到来，而欧洲热切希望贸易的繁荣。虽然很多史学家在研究中世纪欧洲、17世纪印度和15世纪中国的时候，会分别认为现代世界的根在威斯特伐利亚、孟加拉或者中国上海。但卡丽•吉布森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印度群岛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密切往来让它成为有资格问鼎早期全球贸易中心的竞争者”。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似乎有些过于看重加勒比历史地位的嫌疑，但这毕竟是一种史观重构的萍末之风，其价值观意义更将远大于历史观的意义，因为“加勒比的历史是属于所有人的历史”。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
——宋玉•《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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