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永远无法带我们抵达真实，却能通过展现更多的面相，让我们与之无限接近。在这个角度上，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的划分就没那么重要了。我对巴尔干文化始终一知半解，在阅读这篇文章时却不觉得陌生，因为柏琳的写作带给我的思考，仍旧是对那个古老问题的追问——人何以幸福生活？
很难定义柏琳的写作是游记还是历史。实际上，在这个大问题的悬置下，写作类型的界定也变得无关紧要。我们甚至可以将文章中的柏琳，当成柏琳塑造的人物形象。文中的柏琳，往往从一个被历史和政治塑造的概念出发，如萨拉热窝人的热情和浪漫，萨拉热窝人对苦难的悲歌等等。她通过走近一个个具象的人，让自己层层跌落到真实的处境，从而引发了形而上的困惑和追问。
开篇出现的房东拉扎尔，结尾红色之旅的老头，这两个人像苏格拉底一样，从不为柏琳尖锐的问题所恼火。仿佛，他们虽与她想法相悖，但对她有很深的理解和认同，只不过他们更懂得幸福生活本身有多重要。老苏格拉底从未将人劝服，只是通过一次次的追问，让问题得以澄清。同样，在柏琳文章的结尾，我们仍然不知道萨拉热窝人民如何过得好，却对他们有了更深的理解，从而放下简化粗糙的成见。
作者似乎明白，这个在复杂世界纠缠千百年仍未止戈的问题，怎能通过一篇文章定论。正因这样，我们难得的幸运是，能在这里看到一种蕴涵着古典精神的现代写作。作者放下抽象的逻辑推导，通过展示不同面相，让我们澄清被意识形态塑造的概念，走向生活，与之拥抱。
所以，我们在柏琳的文章中得不到通常所谓的历史真相。文中的柏琳，房东拉扎尔，红色之旅的老头，都没有答案。
萨拉热窝到底是什么样？
米洛什和埃米尔的忧郁，一是因为身份独特性的失落，一是因为渴望成为欧洲人。这两种情绪都让萨拉热窝的世界主义变了味。柏琳说她只想要独一无二的萨拉热窝。这种独一无二体现在东西文化交界线上，体现在服务生奥利弗身上，也体现在波斯尼亚炖锅之中。
关于波斯尼亚炖锅的文字真是美不胜收，令人拍案叫饿，不，叫绝，值得全文背诵。其中提到，波斯尼亚炖锅是各种食材混合，且食材不固定，更绝的是，打开锅盖，所有食料都模糊了本来的面貌。从这里可以看到，波斯尼亚炖锅和生活一样，是流动而非凝滞的。赫拉克利特说，万物流变。实际上，不是万物具有流变的属性，而是流变在某一时刻被称作某物。萨拉热窝看的很明白，因而不为自己设限，他们“可以借用偶然遇到的任何一个民族风俗，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
柏琳提到，萨拉热窝人对当下的热爱超乎想象。比起谈论历史，他们更在乎过好当下每一天。柏琳比喻，萨拉热窝人的生活是和死亡玩一场俄罗斯轮盘。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走完一条马路。命运在偶然性笼罩下，显得荒谬无比。如同加缪笔下的希绪弗斯一样。希绪弗斯正因为谋杀死神而遭受酷刑。实际上，他所抗争的，正式这种偶然性的荒谬。人是必然死亡的，却不知道何时死去。既然这样，我们置身局外，无法论说萨拉热窝人应该怎样生活。而萨拉热窝人正在局中，也无法去为短暂又脆弱的人生做抉择。
所以，“大部分时候，萨拉热窝人民想做英雄的渴望并不强烈，他们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只是历史不放过他们。”
索亚具有多个工作，司机，宣传大使，外贸运输，给报纸写时事评论，俄罗斯文化爱好者。他向往俄罗斯，有着浪漫的回忆，在俄罗斯，与法国女友分手，而他留在那里喝伏特加。对索亚而言，一份工作无法维持生计。而对另一面来说，学俄语又是危险的，这意味着，不是倾向东正教就是社会主义。所有生活，不是因政治混乱而难以为继，就是被贴了政治标签。
如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是萨拉热窝最想不通的事。在这里看到历史的更多面相，这也是柏琳独特的人文关怀——从抽象的历史概念出发，最终落到具体的人。所以，她说，“普林西普不干革命的时候，他可是一个诗人。”
柏琳的写作是极具文学性的。文中堪称一流的修辞也俯拾皆。
“他们整日整夜排着长队,不言不语，井井有条,沉默地等待救援，沉默地成为山丘上的狙击手们移到射击的威胁动的靶子。”
“没有枪口瞄准的日子，萨拉热窝人生活里的慌乱沉淀下来,变成生活之水底部的杂质，一眼望去，只要不晃动，水质还是清的。”
“后来我记得，教堂顶端报时的钟声响了,戴头巾的女孩和披散金色波浪长发的女孩，同时仰起了头，望着一群白鸽扑棱棱滑过教堂顶端对称的古铜色十字架。”
波斯尼亚炖锅的段落本身就是一流的散文作品，只举例如下：
“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当你看见所有的食料都模糊了本来面目，当你喝上那一口滚烫的大杂烩汤，萨拉热窝的世界主义会在你的味蕾中释放灵魂。”
最后说一下《单读24：走出孤岛》中这一系列主题叫“水手计划”。真正的水手，不是观光客的帆船扁舟，而驶向深海的航船，能够直面大漩涡，不畏波塞冬的挑战。在真正的水手笔下，我们看不到景点之间的流连感叹，而是一次次随之驶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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