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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思亲:最后那一刻

清明思亲:最后那一刻

作者: 吾龙山下 | 来源:发表于2018-06-03 10:51 被阅读0次
    题记:也许是清明将至,这几天,我反复记起袁凌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那本书中写的那句话:“如果他们没有机会留下遗言,也要记住他们的眼神、手势或者气味。”回忆长辈们走的那一刻,是我对他们深长的思念。
    清明思亲:最后那一刻

    进入不惑之年后,死亡在我面前越来越清晰,关于死亡的记忆同样如此。死亡是公正的,但其本身却千差万别,这种差别有时被巨大地连成一体的悲伤,我怕时间久了,会覆盖我对个体的记忆。

    一 

    在我的记忆里,最早走的家人是太婆。那年,我好像六岁。

    那个冬夜,极寻常,太婆吃完晚饭后早早睡下,让人意识不到是接近最后的时刻。她的睡屋在我们的楼下,其实就是灶屋,也是吃饭的地,与我们的睡屋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楼板,楼板间还有好多缝隙,如果静下来,可听得见对方的喘息声。

    半夜,天黑得最沉,从脚下直铺到天边。睡梦有时看似平静,让人以为是永恒,却经不起一丝触碰。

    突然间,楼下传来太婆急促呼喊父亲的名字,说她要“走了”。那几声喊,割断了时间,又凝固了时间。我本是应该听见的,但记忆里没有一点声音。从父亲听见太婆的喊声后冲到楼下,只不过是一、二分钟,却已是隔了阴阳。

    剩下的半夜,家里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人,哭声一片一片的,有点混乱,堂屋的每个角落好像都被堵住,寒冷使一些人蜷缩着跪下。我只记得我一直没有下楼,直愣愣地醒到天亮。那是我第一次接近死亡,如此的近距离,却啥也没看到。

    太婆,白发青布的质地,很干净,没有一点老人的“幽深”。那些年,父母要上班,我有时被塞进太婆的被窝里,没有闻见一丝属于老人的气息。太婆是家里最疼爱我的最年老的长辈,我称她“阿太”。她炒的米面我最喜欢,不过也就是用猪油、酱油把面炒熟,带点土黄色,但我一直觉得是专门为我做的,很是奇怪。后来,太婆逢人就说,我喜欢吃她炒的面。

    送太婆走的那天,我竟然不懂悲伤,只是在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日子里,只要灯一熄,我就感到窒息的黑。

    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白炽,灼人。

    下午,是我大二期末最后一门课的考试。我在学生宿舍午睡,半醒半梦间,一激灵地被值班室的师傅催促去接电话,特别烦人。

    父亲在电话那头说,三叔遇车祸,走了。我一下子醒了。

    三叔走的前夜,我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里是白天的景象,却沉得晦暗。我放暑假回家,不知为何,直奔老宅。按理说,我已好些年没住那地了。

    小时候,因为老宅的堂屋是族人尊祖祭祀的地方,让我一直觉得神秘、纵深,并随着年龄加重。一道台门挨着一个天井,在台门与天井的两侧,是一间连着一间的住屋,老宅的最深处是堂屋,堂屋的隔壁是我家的住屋。

    这次梦里回老宅,刚进二道台门,心好像一下子被蒙住,没了活气。在第二个天井里,呈三角状地摆着三张床,上面铺着三领草席,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听不见。噩梦惊醒,我直觉得浑身发硬,油光光地冷。

    三叔肯吃苦,善经营,做事有分寸,是个精明人。早年,他在一家糖酒烟店做事,后自谋生计置起水果摊,虽然辛苦,但生意不错。几年后,镇里建自来水厂,不清楚他怎么进的厂,还成了骨干。那时,水厂刚起步,记忆里总见他戴个“凉帽斗”,顶着烈日走村入户,铺设水管。他遇车祸那天,正是夏日的上班途中。一辆满载黄砖的拖拉机,在坡路上倒车撞了他,黄砖压了他的头。

    考完试的第二天,我一早从学校往家赶,到家已是晚上九点。三叔的灵堂没有设在老宅的堂屋,跟我梦见的不一样。那口红里透黑的棺材矗在他生前不足十多平米的住屋里,把周围的一切都压了下去,缩小了下去,除了形体,还有声音。顿时,我的泪水胡乱地流在脸上。

    多年来,那夜的梦境,我一直挥不去,三叔的走,与它有关吗?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那年冬天,一场暴风雪,在山东龙口港吞噬了姨父。

    姨父原是海运公司职工,走南闯北,沿江沿海,走了一辈子的船运。也许是长年生活在船上,姨父寡言少语,但心思细腻。小时候,姨父每次回家,总不忘给我们带些土特产,最多的是福建的油柑、李干,特别是油柑,那种由涩转甘的味道,我最是喜欢,尝一粒,即可满口生津,神情振奋,有点像姨父的脾性。后来,海运公司经营不善,姨父不到退休年龄即下岗,为了生计,他没歇多时就受雇于这家私人的海运公司,操起旧业。听说,出事的那年,姨父已经有了退出的念头。

    那次遇难,是一个狂风骤雨的冬夜,姨父受雇的运输船从广东汕头开往山东莱州,途中突遇冷空气,为避险而进龙口港抛锚,不曾料想,紧急进港时发生险情,船只沉没,仅1人生还,包括姨父在内的13名船员全部遇难。那天,姨父与家里人还通了电话,说过几天即可回家。

    当噩耗传来时,已是次日上午。我们无法想像也不忍想像在那个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深夜,在茫茫的大海上,姨父是怎样沉向海的最深处。

    三年后,姨妈让我当她的委托代理人,向法院申请宣告姨父死亡。三个月后,法院下了判决。

    那份判决书,从此背上了姨父的魂魄。

    二叔瘫痪在床十年,与病魔抗争了十年,走的时候骨瘦如柴。

    在所有的家人眼里,除了父母,二叔对我最好,视如己出,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一直有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他是不该早早就毁了自己的。

    二叔只上了小学,十四岁就当了邮递员,担起送报投信的活计,走遍了小镇的角角落落。闲暇时,他爱读报,对好多事总能谈些自己的想法。我打小认为,他就是那个“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人。那些年,他意气风发,好像邮电所的每个岗位都干过,接话、发报、封发,样样能。后来,他被借调到县邮局做封发员好几年,每年的寒暑假,总让我去他那里玩,那是我进城的少有机会。等我进城读高中时,二叔已回了小镇。每回放假,我都先拐去看他,有时干脆在他那里吃了晚饭再回家。临走时,他总硬塞给我几百块钱,让我吃点好的。

    人生总有些转折是由不得人,也怨不得人的。二叔很主观、暴脾气,不如意的事让他慢慢嗜酒成瘾,垮了身体是迟早的事。在他重病的日子,我有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回老家的时间少了,除了逢年过节必去看望他外,平时只是电话问候,后来电话也少了,他淡出了我的记忆和生活。

    那夜,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二叔可能挨不过天明了。瞬间,我的心像急雨穿透了石板,拧成绳子鞭打着土墙,可不知为何,我却流不出一滴像样的眼泪。

    岳母岳父走时,我都在他们身边。

    发现岳母的病,已是晚期,我们都没想到。最初,她是久咳不愈,以为犯了老病,去诊所看了一段时间,不见效,才去了医院,医生说没法手术。

    岳母几十年如一日,颠倒着白天黑夜守着她的小卖部,极少睡过一个彻夜。我一直觉得,她的病是劳累熬出来的,可我从未听她说过辛苦。

    我第一次见岳母,就觉得她脾气温和,人缘好,做了她的女婿,更觉她有时明知在理,也少与人辩个高低。岳母待我好过儿子,从未责备我半句不是,疼爱外孙胜过孙女。

    岳母的病程恶化得很快,医院、家里,医院,几次反复,每次肺积水都让她透不过气,直不起身,靠针筒穿刺抽掉积液才能缓解,但她一直显得安静。有一次,她与我单独在医院,突然冒出一句:“这病,怎么这么难好”?我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好搪塞过去。也许,她知道这话只能说给我这个女婿听。

    化疗终没能阻止岳母的病程。那天上午,岳母没再缓过来,在医院的病床上走了。那时,家人都在,顷刻间,哭声此起彼伏。

    岳母走的事,我们瞒了岳父几天。等出殡那天,实在瞒不住了。

    岳父早在退休那年,患脑中风,差点走了。他知道岳母生病的事,但想不到岳母会随时撇下他先走。

    听妻子说,岳父是1960年代的大学生,林学院毕业后去了仰天湖林场工作,长年累月地呆在山里,一干就是十多年,青春全与那片山林作伴。前几年,我们去了那里,见到岳父当年在办公楼前亲手种下的樟树,早已参天。

    从林场下来进了城,岳父好像离不了山里人的那种恬淡、包容,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不计得失,与人无争。就在退休前的几个月,那天,他出差回来,半夜突发脑中风,虽救下了性命,但也落下偏瘫,让他未曾好好地享受半日的退休生活。

    岳母走后,岳父更是无人说话,孤独整日纠缠着他。没过几年,他先是感觉面瘫,吃饭有点困难,住医院治疗,病情愈来愈重,不久进了ICU,浑身插满管子,一直昏迷。

    这次,我们让岳父回了家。他在家里的睡床上,没有知觉地走了。

    那一夜,我们守到天亮。夜,特深,特长。

    死亡的筛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我们这代人也终有一死。在死亡的布景下,我们不是蹩脚的演员,更不是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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