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女

又是个闲暇的周末。头顶上方，晴空如洗，一片湛蓝，只有断断续续的云片依稀抹下几缕淡白，如画家试笔时涂下的几抹。

不远处的商业建筑群高低起伏，朝南向北，棱角分明，如同自然地嵌入了这以天空为背景的图层，极富立体感。

从医院出来，我打车又来到了壹方天地，想随便找点乐子——挑衣服也好，玩射箭也好。

我杵在下车后的那条步行小道上，踌躇不定。从不远处的喇叭里传来中年男音，敦促大家赶紧做核酸，那声音机械地活像照着黑板念字。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女子，大概一米六的个头，身材姣好，一头乌黑浓密的披肩长发，还特意留出左右两绺，从后面挪至前肩上。

她上身穿一件红色针织薄毛衣，下身一条黑色雪纺裙，一双网球鞋。从衣着、眼睛以及眼角周边那近乎光滑的肌肤，能推断出，这个女子大体三十岁上下。

她走至我前面大概十来米，突然又止步转身，盯着后面，继而眉头一蹙，露出极不耐烦的神情。

原来后面是一个大概五六岁的男孩，正懒洋洋地坐在一辆永久牌四轮儿童车上，一面借由双脚让车在地面上缓慢移动，一面用其稚嫩的童音喊着“我想回家”。

“你快一点啊，不要那么慢。”红衣女压低嗓音似的喊道。她的声音，略带几分收敛，仿佛少女的羞涩。

“可我就想回家。”小男孩话语中带着倔强，可这倔强又显得无力。他边说边转头，往远离红衣女的方向而去。

红衣女看罢，小步向前离去，而小男孩则开始往反方向缓缓地踩动自行车。 

眼看吓唬无果，红衣女快步折回来。

“别走了，我们去买奶茶喝好吗？然后就在商场稍微逛一会儿就回去好吗？”红衣女作哀求状。

后面她说了什么，我听得不很清楚，两人到底还是往商场方向去了。

我最终还是决定去西西弗书店，寻一本心仪的书看看。

由于店门刚开，店内除了整书的员工，只有寥寥几名顾客，喇叭正放着宫崎骏动画里的音乐。

在靠近门口的摆架上，我取了村上春树的《神的孩子全跳舞》，然后径直走向凭窗的一排座位。

座位数有限，大概只五六个，且座与座相隔甚近。此时尚早，因此刚好还剩一个空位。

空位右边，依然是那个自带几分书生气的瘦老头，还是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裤，纹丝不动地坐在位置上读着什么。

而空位左边，竟是刚才那位红衣女，她同样俯头正读着什么。

我下意识地四下张望，却没看到那个小男孩。

我将长桌底下的木椅往外挪出一点，然后坐了上去，顺手将刚买的爆浆冰淇淋麻薯和海盐蛋糕放在桌上。

红衣女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旋即将她的手机从靠近我的桌面位置收了回去，腾出一丝界限感。

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那是某种花香的味道，喷洒量仅以可闻及为度。

初夏的阳光透过窗户倾洒在书桌上，白色的纸张倍加光亮，这样的上午竟令人有些心旷神怡。

书中的前序里，提及了本书是以1995年日本泡沫经济及沙林地铁毒气事件为背景的。这应该是个有意思的题材，或者说它具备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或历史参考之类的价值。

前序还未读完，在我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各位。”我循着声音的方向转头——这是一位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小伙子。“由于近期疫情的关系，书店规定，公共区域不宜久坐，望请理解。”

“请问那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得走的意思？”红衣女随即问道。

“你们可以在这读会儿书的，但不要太久就行。”

“好！”红衣女转头后又叨咕道：“好不容易想看点书还得顾这顾那的。”这话也不知是自语，还是在和我说。如果我以沉默回应，总不够友好。

“是啊，我也一样。上一周班，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还要被疫情搅和了。”我故作抱怨。

“是，我也一样。你也经常来看书吗？”

“呃，不算经常，上次来大概已经是三周前了。一般选择在家看电子书。”

“电子书是好，可我还是喜欢纸质书。读书读书，有时读的是心情。纸质的东西，总是沉甸甸的，像是一大摞知识，读完就是你的了；书本身还可作收藏，是你知识的某种凭证。不过电子书，读多少本似乎都没有那样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这么说你明不明白？”

“大概明白。想必你家里一定很多纸质书籍吧？”

“那倒没有。在这个大都市，房租可贵咧，工资却不见得高多少。我与老公租了一个一居室的屋子。光我的东西就已经占了屋子五六成的空间了，算上我老公和孩子的东西，那我们真是没有放过屋内任何一个角落。我喜欢书籍，但那到底不是生活必需品，因此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腾出来了。有时想起这点，我也很无奈，这种感受你懂吗？” 她的嘴唇不时地往旁边一扭。

红衣女仿佛活在不被理解之中，因此每每长篇大论一番，总不忘反问一句“你懂吗”。她说的那些话仿佛是某种烤着枷锁的灵魂的呐喊。

“我想我懂。哦对了，刚我看到你还带着你的孩子，刚才在外面的时候。不过现在他去哪了呢？”

“呃，被我打发在那边的孩童书区了。小孩子嘛，大概都喜欢些奥特曼，喜羊羊之类的玩意儿。事实证明我猜得没错。”红衣女像卸去了身上千斤重的负担一般。

“有了孩子确实会麻烦些，自己的时间会被压缩，对吗？”

“现在我不论做点什么事情，都得利用碎片化时间。这意味着我的生活已被大大小小的事情挤满了，不留一点缝儿，喘口气的功夫也没有。如果可以，真想晚几年再生孩子，或者，干脆不生了。”

“当时没有太多考虑就生下来了吗？”

“也不是这样，说没考虑未免不妥，而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或者说那时从没想过要做选择题。总之，就不知不觉生了。很难说清的。”

我看着外面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以及随风飘舞的木棉花的棉絮，陷入沉默。外面常有路过的时尚男女经过书店时往里面扫一眼。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仅把她的话当做是一种情绪输出而不求回应的语言。

她觑了一眼手机。她的手指纤细瘦长，她的身材也丝毫没有因生育而走样。

“嫌孩子麻烦的，大有人在，他们虽觉得大多数时候，孩子是个负担，可每当想起快乐的回忆时，似乎那些痛苦与不堪就自动被消化了。”

“至少我不会。红衣女抿了一口咖啡，“普通人只是没什么个人追求罢了，当工作和家庭都有了，突然就失去了人生目标，一种无力的空虚感接踵而来。孩子在这时候刚好可以充当一个调和剂，意思是说让你有事可做，你要为了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操心奋斗。说到底孩子不就是起这个作用嘛。”

”不由得使我想起村上春树的小说。”

“哦，怎么说？”

“他在《挪威的森林》里面讲到主人公与一女子幽会时，问及她的家人。女子说她的母亲已逝，父亲丢下她和姐姐，只身一人去了乌拉圭。且当母亲去世时，父亲说了一句话让她难以忘怀。”

“什么话？”

“大概难以掩饰丧妻的苦楚，说的话是：如果能以女儿的命还你的命，我一定愿意这么做。”

“呃，和我们的谈话有关系吗？”

“可能没有关系，只是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把孩子放第一位的。就像文中的这个父亲，有自己的想法，独自去乌拉圭，且后面也没怎么联系自己的女儿们。倘若按照世俗的角度来看，这样生儿育女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是不是？”

“大概是吧。”红衣女又低头瞧了一眼手机，头发自然地垂下并遮住了侧容。

她用手将头发掠至耳后，思量一番后，问道，“你知道为什么有人会突然就信教吗？”

“不知，可否请教？”

“人总是有理想的，可当现实再触碰不到理想的时候，人就开始懊恼追悔，于是有些人开始尝试信教，天天念经，等精神世界得以重铸的时候，终于有些获得重生的感觉了；信教的人尚可以通过他们的上帝换取救赎，那不信教的人怎么办？只能生孩子咯，把孩子看作自己的延续，并试图像艺术家一样对自己这个作品进行雕刻和求精。”红衣女这番言辞尤为犀利，仿佛早就演练多遍，且声音里好似藏着一把尖刀，容不得任何质疑。

“我很认同你说的。”

红衣女突然挺直身板，“理想与现实往往也不可脱离。当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望尘莫及的时候，人并不会因此而舍弃理想，完全接受现实，毕竟人无法回到禽兽的标准上来，因此他们将理想寄托给自己的孩子，希望代自己完成他们的未竟之志。虽然这么说难免消极了些儿，可事实如此。”

我内心一怔，而后点头微笑，露出一副首肯心折的神态，脑海里却冒出那小男孩天真的样子。

眼望窗外，天光的颜色更亮了，云朵已消散殆尽，太阳开始明晃晃地烘烤着路面，仿佛能看到不远处那被灼烧而扭曲的空间。

红衣女觑了一眼手机手机，接着从座位上起身，并说道：“和你交谈很愉快。”

“我也是。” 红衣女完全站直后，又将那自然下垂的几缕发丝撩至耳后，徐徐离去。

她的背影俨然一副精致少女的形态。她身上仍保留有少女的某些东西，或者不妨称之为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潇洒一类的东西。这与我印象中已为人母的妇女——那些身型臃肿，不拘体态的女人——实在大相径庭。

宫崎骏的音乐还在我耳边打转，除此以外，一片寂静。

在这寂静之中，恍若世界的角落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自己仿佛孤零零地置身于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一片废墟之中。

我开始思考红衣女的那些话，构思她的经历......

                                记录于2022年 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