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我来到深圳，开始了长达2年的公益之旅。一次演出活动中认识了张峰，他是乐队鼓手兼主唱，代表清湖学堂（一个服务于龙华清湖社区传播音乐理念的公益机构）参加演出，我是活动统筹。那天他们唱了两首歌曲：《可我想家》、《退着回故乡》。
第一次合作，老板直接跟清湖学堂的负责人协商，给的演出费200元，不知道最后有没有给到乐队。后面的一些演出项目我们也有过多次合作，渐渐对张峰，对五角星乐队，对龙华富士康有了更多的了解。
2012年学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张峰被学校推荐进了富士康，他的头衔是富士康的工业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秒表测量工人每个动作、每个流程耗费的时间，以向领导报告如何用更少人干更多的活，或者用更少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东西，即所谓的“科学管理”。很快，他成了工友眼中的瘟神，人人看他不善，也有人前来求情，向他陈述“都是打工的，何苦要彼此为难”。张峰自嘲为老板的“傀儡”，但是领导有时候也对他不满，工友在他测量的时候故意放慢速度，他不忍心举报，测出的数据达不到领导的要求。他还是要按照领导的要求督促工友调整，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这不是张峰想要的生活，机械、冷漠。为了发泄，工作第一年的“双十一”他从淘宝上买了一个架子鼓，因不想扰民，他将鼓搬到了楼顶上，可是好景不长，遭到了巡警的多次警告，最后直接将楼顶的门封死了。原本已无心玩乐，现在更加无所事事。
每个月白班晚班交替，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机械化工作，令他感到身心俱疲，精力憔悴。虽然申请调换工作，由白晚班转为不用熬夜的长白班，但依然无法摆脱工作没有意义、个人没有提高、收入低下的现状，以及主管无故苛责带来的压抑感。经历了一个月不出厂区门，只上班睡觉的暗日后，张峰开始思考他的工作与生存状态。他感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正在受到压榨，尊严也在受到侵蚀，他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工厂的问题，身边很多工友都面临和他一样的困境：在资本世界里丢失自我，变成无名的螺丝钉；将生命奉献在流水线上，最后除了微薄的薪水和一身病痛，一无所有。可张峰觉得，最可怕的并不是这样的状态，甚至不是造就了这种状态的制度，而是人，是大众过着这样非人的生活，却甘愿忍耐，日益麻木。
2014年1月龙华富士康一位年轻的生命从4楼坠下，就像是流水线上一颗螺丝钉掉在地上大家的注意力就暂停了几秒钟继续回到工位。跳楼的小伙子和张峰来自同一个地方-湖北。谈及跳楼事件，张峰愤怒地表示：“竟然有那么多身边做着同样事情的工友，说他心理素质不好，活该。面对我们同胞用生命换来的呼喊，大家如此麻木”。
“大家都在说要去适应这个社会，要把身上锋利的东西磨得圆滑”，张峰说：“可是如果没有人说真话，没有人来批判，不能让麻木的人有所反省；或者一边骂制度坏，一边又附和坏制度，任其发展下去，社会永远不会进步，工人的境况永远不会得到改善。”张峰希望能以一种方式唤醒大众，让人们觉悟，让人们思考，让大家能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
2014年，3月，张峰决定辞职。
离开富士康后，张峰加入了清湖学堂，在清湖学堂社工的支持下开了吉他班，每月2000元补贴，勉强温饱。同时，他拉着富士康的工友们组建了“工厂五角星”乐队。关于“工厂五角星”这个名字的来源，张峰解释道：因为工厂是他思考最多的地方，而五角星让他感觉有文化，很多国家的国旗如美国、中国、越南都有五角星。“同时”，他说：“它还能代表上世纪我比较崇拜的一些领导人。”乐队鼓手是一开始拉着小推车搬货的，贝斯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大家都是半路出家。为了乐队能够活下去，他们开始开始接商演，酒吧、宴会，哪里有舞台就去哪里，什么流行就唱什么。有一次带着乐队去演出，上个乐队刚走，张峰看到了他们的歌单，和自己将要唱的歌除了顺序不同，歌名一模一样，他心里格外难受，演出完后，他决定要唱自己的，属于底层的歌。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每天工作八小时；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诉求，那就是不用上晚班。
我们有一个矛盾的愿望，能不能别再逼我加班；
即使我是自愿地加班，因为我们底薪太少啦。
这是张峰写的第一首歌《工作八小时》，他不再频繁地带着乐队去接商演，而是将演出阵地搬到了和富士康一墙之隔的臭水沟。辞职后的一天，张峰和朋友来这里乘凉，两个人闻着废水味，不由生出些感慨。张峰说：“我们都失业了，也没有人来管我们，感觉像被社会抛弃了一样。来之前觉得自己肯定会有很大用处，赚到钱，实现理想抱负。现在从工厂出来，半年了，富士康也不给我打电话问我过得好不好。”他笑，继续道：“没有利用价值了，觉得自己就像这臭水沟里的水。”“现在不是流行什么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嘛，我们这个就叫做‘臭水沟音乐节’”。他想以实际的音乐行动来解决工人和社会问题，张峰是个“毛”粉，他深刻认同毛主席说的“文艺应该来自底层，要实事求是”。
臭水沟音乐节每两周举行一次，起初路过的工友见有人唱歌，都凑了过来，但是见唱的音乐不是时下热门的网络歌曲，乐手们长相又不出众，演奏技术层次不齐，就骂骂喋喋地散了大半。张峰对着话筒说，“难道唱的不好，就不能开口吗，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诉求”本以为《工作八小时》的诞生会让工友们感同身受而获得大家的肯定和共鸣，但是，工友们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就是你们这些人天天叨叨着‘工作八小时’，害的苹果给我们的订单减少，不能加班，工资变少”。有一次他们刚唱完就有工友上去踢台，张峰的朋友去一个工友聚集区演唱这首歌，两个工友直接冲上舞台要揍他，吓得他赶紧收好乐器逃走。
那个时代的英雄故事已经走远
他们说着自相残害的话语
如果我们的疼痛已不再重要
请告诉我，我不重要
妈妈呀，你不在的时候，他们无法无天
有时候唱完，张峰会给还驻留在那里的工友们解释歌词的意思，“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我们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要告诉社会我们的存在”。即使这样，人群中还是没有反应，大家只是笑笑，继续手插口袋，坐在那里玩着手机。张峰的热情一次一次被周边的“冷静”给击退。“每次演出完都有一种孤独感，很多人心里，装不下更好的世界。难道我们每天工作八小时，拿着足够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薪水，剩下的时间多陪陪家人，搞点自己的小爱好，这不是更好的世界吗？”
幸运的是，总有那么几个微小的时刻，让乐队成员感到欣慰。有时候一首歌唱完，人群中会听见微弱的零散的掌声，有时候面前会多了一瓶不知谁送上来的解渴的水。那一刻，张峰想，工友们在慢慢理解他们，大家只是不善表达。
张峰积累的原创歌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成熟。每首歌都源自于他对于生活细腻的观察和感受，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张峰上班期间喜欢借上厕所为由出去吹风，一去就是半小时。一次，他在休息区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宝贝，叫妈妈”。原来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在打电话。张峰在旁边坐了一会，女孩一直重复：“叫妈妈，叫妈妈。”他有些不耐烦，出去走了一会。大概二十分钟后回来，没想到女孩还在打电话，还在哀求着：“叫妈妈，对，妈……妈……”。后来的某一刻，张峰深深地理解了那位年轻的妈妈。他在歌词里写道“这让我想起若干年以后，我的小孩肯定也是个留守儿童。如果两岁他都不知道叫我爸爸，你说这算怎么一回事儿嘛”。
随着臭水沟音乐节的开展，吸引了不少热爱音乐的人，其中有来自东莞的“星期天乐队”和来自华为的“六巷二号组合”，“工厂五角星”变成了“满天星合唱团”。张峰带领他的歌唱团队连续两年飞到北京登上了崔永元主持的“打工春晚”。大家唱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深圳安一个家，叫上我的爸妈，好好地生活在这里呀”。
如今，因为音乐，乐队成员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音乐事业，张峰有了自己的五角星琴行。他还是时不时地会去看一下“臭水沟”，每次面对它，张峰总是会想起朋友雄哥说过的话“你自己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重要，用心去做，没有做不了的”虽然现在的臭水沟已经因为环境治理而变得清澈无比。对于张峰来说，音乐理想，就是社会理想，他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听到我做的音乐，知道我在为这个世界做些事情，而不是跟着所谓的大人胡闹，把未来的路弄绝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