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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王刘安编辑的《淮南子》书影王国在搜集整理文化典籍,推动文化传播和学术发展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西汉初期高祖轻儒生,文景用刑名,窦氏喜黄老,使大部分儒生士人报国无门,饮恨乡野。诸侯王来到封国后需要一大批官员属下,使许多士人找寻到了一条步入仕途的捷径。
为了治理好自己的封国,诸侯王们纷纷招贤纳士,甚至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士人的反映热烈,不远千里投奔诸侯王国,充当诸侯王的师友臣子,对于王国的发展和典籍的整理做出了很大贡献。
与之相呼应,诸侯王出身皇室,早期大都接受过良好的宫廷教育,文化素养较高,他们能够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自己愿意倾心学问,厚遇贤才,结交天下名士,发现和利用人才。
在众多诸侯王之中,楚元王刘交、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和楚夷王刘郢客等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刘交一生倾心学术,不但注意延揽学者,而且教育自己的子弟求学问道,极大地推动了典籍的保存和文化的传播。
淮南王刘安为“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刘安招贤纳士人数甚众,其在学术上的影响也最大,《内书》(即《淮南子》)总结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和一些自然科学的成就,内容丰富,思想涉及到哲学、法律、经济等方面,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文献之一。
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刘德爱书如命,尤其重视先秦古书,使大量的文化古籍得以保存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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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楚王刘英是第一代佛教徒东汉政权是在豪强世族的支持下建立的,从光武帝开始宣布“退功臣而进文吏”,讲求以“柔道治国”,尤其重视儒学教育,前期的几代帝王无不是儒学方面的表率。
这样诸王的文化素养也相对较高,他们对于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西汉前期,却也不容忽视。
仅以光武帝的儿子为例:
沛献王刘辅“矜严有法度,好经书,善说《京氏易》、《教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
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琅琊孝王刘京“性恭孝,好经学”。
他们的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精深的学术造诣,有利于东汉王权的维护和政策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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