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再往前两百米左右就是蓉城著名的景点宽窄巷子。十七点左右，正是初中生可以短暂逃离学校的时刻。一排法国梧桐下，穿着短袖迷彩体恤的学生三五成群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们大多数都会朝我们这边看一眼，有的还热情地打招呼。
迎面而来的是六个学生，其中一位女生大跨步地冲上前来，一把挽住彭丽娜的胳膊，动作之大，把我们吓着了。郭和我对这种意外行为还是有些生气，那一瞬间体会到的是“有刺客”的紧张戏剧感，以及对彭丽娜的不礼貌。
她请郭对彭丽娜说：“麻烦你跟她说一下，我想跟她合个影。”这也不能怨小女生，毕竟彭丽娜作为一个芬兰的漂亮女子，在街上回头率还是很高的。她的芬兰名Pauliina，用汉语音译过来就是“彭丽娜”。
这次，她和我作为志愿者，将在武汉大学博士生郭的指导下，于2013年的5月，在川西高原的稻城开展对地山雀的观察和采样。
出生于芬兰南部的她，刚结束半年的猴类行为观察、猴类救治的小组领队工作，地点在肯尼亚柯罗博斯保护中心。在这之前，她作为志愿研究者参与了很多昆士兰大学博士生研究课题。喜欢阅读各种书籍，但是不喜欢动作类影片。除去南极洲，她六大洲都涉足过，有的行程是为了学业，有的是为了观光。这种丰富的游历经历，在一些有闲阶层的年轻人那里算不上什么，但是她的学业轨迹绝对算得上“异类”：26岁时，她在家乡的一个科技学院拿到一个国际工商管理学士；30岁时，她在澳洲昆士兰大学获得动物学学士。今年9月份，她将在赫尔辛基大学继续生态学硕士学位。我忽然联想到好些新闻说芬兰被誉为世界上教育观念和教育成果最先进的国家，从她个人经历来看，可见一斑。毕竟，大陆的焦虑的学子谁还计划着在26岁时准备接受全日制的本科教育呢。
图注：彭丽娜在肯尼亚保护中心接触到的猴类。
相较而言，郭的学业轨迹显得按部就班，学士、硕士生再到博士生，一路稳稳走来。他喜爱犬类，硕士期间研究猴的社会行为，博士期间转变方向，开始研究高原鸟类地山雀的合作繁殖行为。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叙述中的女友：她在武汉一家医院做儿科医生，但落下了职业病，不喜欢孩子。她在医院显得孤立，院方要求医生在开处方药时，增加药量，一天可痊愈的，那就给病人三天的药。她尽量少开，于是被同事孤立起来。闲暇时，只有养猫能做消遣。直到有一天，去串门的猫叼回来一只死老鼠放在客厅里，以后这样的噩梦继续上演，比如还会衔来蛇的蜕皮以及昆虫之类。
游览宽窄巷子的时候，郭将每一只不同造型的石狮子都拍了下来，原来是他们实验组有位学生喜欢收集这些图像。我总是对那些身怀特色的学子感兴趣，比如他们课题组还有位学生喜欢书写繁体字。与他们有合作关系的一个京都昆虫研究所的公子哥，他的老爸也是研究昆虫的教师，可是这小子却对下水道井盖感兴趣，逢盖必拍（照）！后来我才了解到日本的下水道井盖图案都是很有地域特色的。从瑞典过来一位研究鸟类的学生，他会用手按摩鸟类的私处，使之射精。这可是令郭的导师都叹为观止的技巧呢。
那时的我，每天的兴奋就像成都五月初的热浪一样裹挟着我。对人类学和文学感兴趣的我，神经难免会被一点点新鲜事刺激到跳跃起来。我们还没有上高原，就已经遇到一位藏族姑娘。闲暇的我渴望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谈。
在机场接到彭丽娜之后的公交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阿坝州的藏族姑娘。她一上车就带来一团浅浅的酒味，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她坐下之后，售票员迟迟不来找她卖票。如果是某些乘客，肯定是选择沉默是金：你若是来，那我就买；若是不来，那就对不住了，我逃票了！可她用自己带着浓重藏族口音的四川方言招呼售票员过来售票，但是没有效果。于是她请我帮忙，问谁是售票员。于是，我扯着嗓子大喊：“售票员，买票！”
有了这档子事，她开始跟我攀谈起来。先是她打听我来成都目的之类的琐事。我倒是请教她一些关于藏民风俗禁忌之类，可惜没问出什么新鲜的。她还很好奇我怎么知道她是藏族人，我说你脸上带有紫外线的颜色以及脸上有较多小点（色素沉积），和我以前见过的松潘藏族姑娘差不离。
她很是健谈（也许是酒精的作用），说自己上车之前和老乡喝了啤酒和白酒。我倒是建议她别在外出乘车时喝酒，酒精影响判断就易出事。她倒是觉得无所谓，反正起点站和终点站都有人接她。她问还有多久才到火车北站，看她拧紧的眉毛仿佛很着急，以为她是担心赶不上火车了。谁知她来一句：“还不到站，我好想上厕所！”喏，我都说了乘车之前不要喝酒了。
经过一条街道时，她说她的前男友在这一带工作过，那时候多好玩，可惜现在就互相断了联系，真是可惜，眼神里写满追忆，最后还说我笑着像她的表弟，还猜测我不抽烟因为我牙齿比较白。她还把好奇心放在彭丽娜身上，还赞美“她真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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