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如：节用不但不是平均，还是资本家的生财之道——答强光中

顾如：节用不但不是平均，还是资本家的生财之道——答强光中

前面已经回答过强光中先生的两次提问。尚同说和上天信仰。按次序强光中先生也该攻击所谓原始共产主义了。果不其然，强光中先生的新文章借节用入手谈到经济问题。顾如还可以预言，强光中先生还会攻击墨家之非乐，还有墨家的逻辑学并不成型。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如此准确地预测强光中先生的攻击点甚至是攻击次序呢？原因还是很简单的。过去儒者们的所谓墨学，通过校改墨子书进行托墨言儒。他们的所谓墨学也就有这么点东西可以聊一聊的。强光中先生不读原典，而读儒者们的所谓墨学。能够提出的问题也就必然只是这么几点了。

这里先回答节用和所谓原始共产主义问题。并且仍然将强光中先生的原文附在文后供参考。

一，兼爱在儒家才是兼养，在墨家不是

过去儒者们托墨言儒，称墨家原始共产主义。近代以来人们仍然持此论，首先是因为被儒生们带入了胡同。然后更重要的是国人已经在儒家思维里浸淫了2500年，已经形成思维定式。乃至于他们看到西方基督教也讲“爱人如爱己”，法国大革命提出“博爱”之精神，统统被他们认作将会导致平均主义。即使基督教徒们和自由主义者们已经实践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也未能消除国人的想象。未能用事实校正自己的想象。

先秦的墨家也提出了“兼爱”之说，并且作为墨家思想的总的精神，包含在所有主张之中。墨家也说过“爱人若爱己”。人们不因为东西方哲人的共同认识而欣喜。却反反复复声称墨家是平均主义。可是除了对兼爱两字本身的想象之外却找不到其他依据。强光中先生这次居然找到了节用主张，认为节用就体现了平均主义。这就让人感到愕然了。西方的资本家及其走狗文人如此为资本家辩护：因为资本家们能够省吃俭用，所以他们积累到了第一桶金，具有了开始事业的资本。而那些穷人们则不知节俭，有多少钱就花掉多少钱。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穷人们只能一辈子给资本家打工，穷一辈子。应该说这种说法是符合实情的。那些守规矩的资本家确实是先通过勤劳劳动和节俭获得最初的资金的。当然也有部分资本家赚的是快钱，就未必那么地道了。那么强光中先生为什么看节用看到的东西刚好与之相反呢？他的文章里并没有提到其中理路。直接就指要求君王贵族节用就是平均主义了。我看根子还是在国人的爱观念太儒家化，未能脱儒。孟子说：“兼爱之，则兼养之”。所以兼爱必然要求兼养，所以是平均主义。

可那是儒家不是墨家！儒家的这种爱观念是变异的，善意用词则是幼稚。但凡一个人的主张，总是含有他的个人诉求。将他的主张中的角色对调，就可以看到他的诉求。爱之则养之，角色对调之后是：爱我则养我。体现的是幼童、或者旧社会妇女、或者无产文人们的诉求。而墨家讲「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的学派。并没有这种对他人养活的乞求。墨家认为什么是“爱”呢？《法仪》篇曰：兼爱之则兼食之。角色对调之后是：爱我则吃我的。我是食物的主人，你是客。这才是能够「赖其力者主」之人对爱的看法呀。爱，在墨家看是接受他，而不是教养他（注1）。兼爱天下，即接受天下人。接受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注2），接受他是我的同类。所以“兼相爱”的对立面是“相别”——《說文》分解也；《玉篇》分別也；分割为别，也就是不视为同类。就墨家的爱观念而言，绝对推理不出平均主义。能从兼爱推理出平均主义的是儒家的爱观念。庄子批驳过儒家的兼爱说：

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

庄子这段话对儒家“何必曰利”的无私兼爱认识是很深的。其批评已经为2500年的中西方历史反复验证。然而庄子批的是儒家的兼爱，反而没有批以兼爱著称的墨家兼爱。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儒家的爱之则养之，墨家则不是如此啊！当然，墨家也讲救济、救急。《大取》「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其类在官茍」。《说文》“茍，急救也”。“官，事君也”——以被救助的人为主，我为辅。以他自认为的需要去救助他（注3）。然而要求官方给百姓分田地、组织生产的是儒家。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那是儒家不是墨家。而墨家极反对官方插手经济。

《经下》「30【经】买无贵，说在仮其贾。【说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若鬻子」。买卖不存在贵贱之说。因为买卖必然是建立在双方达成交易基础上的。时节之差本来就会产生财富。墨家甚至用质押、买卖孩子作为讲解。「31【经】贾宜则讐，说在尽。【说贾：】尽也者，尽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则讐正。贾也，宜不宜；正，欲不欲。若败邦鬻室嫁子」。认为合适了就达成交易，他愿意卖就是“正”。

联系当时儒家在魏国等国搞的平准政策——据说收买了民心。墨家之主张可谓恶劣！也大大出乎以儒家爱之则养之观念看墨家兼爱的人。所以他们想出种种理由“校改”这两条经文。实际上只要从墨家工商层的底色看，墨家的这种反对官方干涉市场的主张就是必然的。最厌恶官方干涉市场的就是工商层，而且不是子贡那样的官商，是墨家这种小工商业者。事实上，在自家核心经典中赞扬商人，主张自由交易的只有墨家一家。这是墨家的底层色彩。

说到这里，强光中先生该明白一些了。墨家绝不主张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对赖其力者的不公平。实际上儒家主张的才是平均主义。有人说，儒家主张按照等级分配，怎么会是平均主义呢？那么请问天下有一种平均主义是主张所有人吃一样份额的吗？所有平均主义都会是儒家那样的按照等级分配。同一等级内是平均的，不同等级之间绝不平均。实际上某种程度的平均主义、福利主义都要求有分配者。《说文》“公，平分也”。儒家就读作分配。而墨家读作什么呢？《存士》篇曰：「分议者」！墨家根本不认为君王是分配者。而认为他是会议主持！我们看墨子全书，官方的功能也就修路搭桥、救济两项与经济有关。根本就没有分配这一项！儒者读墨子书，居然读出官方分配的平均主义，本身就奇怪得很。

二、墨家的节用说

现在我们回到墨家节用说。强光中先生没有解释节用为什么就是平均主义，也就不好针对性批驳了。最近看的另有一篇涉及墨家节用的，也提及“分配”（注4）。有趣的是，那位作者也没有做出其中理路的说明，也是突然来了一句断言：

以“节用”为纲，墨子还演绎出一套关于人类社会生产与公平分配的学说……首先，墨子揭示人与其它动物的差别在于劳动（注5）……其次，墨子承认人类劳动催生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再次，墨子认为社会分工后，各阶层仍应遵循自强兴利的法则……最后，墨子主张按劳分配与社会互助……。

里面突然出现了“分配”一词。也是自行代入了作者自己的思维惯性（注6）。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墨家不主张官方分配。而主张人们自己生产、自己买卖。要说分配，只能是市场分配。让我们仔细读墨家的节用说。其实分作官、民两个层面的不同，虽然都是节用，但是目的不同：

就官方而言：“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絍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时以拊乐，如此多也”。官方不节用，就会亏夺民财。所以官方必须节用，尽量减少对民财的亏夺。《节用》《节葬》《非乐》诸篇皆在讨论这个问题。查儒者声称墨家主张官方要求百姓节用之依据：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鞻#3、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奏给民用，诸加费不加民利则止”。

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恢异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建至其厚爱，黍稷不二，羹载不重；饮於土塯，啜於土形，斗以酌用。俛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

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凊，则止”。诸加费不加於民利者，圣王弗为。

古者圣王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甲为衣则轻且利，动则兵且从，此甲之利也。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於是利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止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

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

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掘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掘穴，曰：“冬可以辟风寒。建夏，下润湿，上重蒸，恐伤民之气”。於是作为宫室而利。然则为宫室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全文实际全是对君王们的要求，不知道儒者们怎么就按到了百姓头上。在墨子书是找不出墨家主张官方强制百姓节用的内容的。只有主张官方要求百姓“强为”的内容。庄子倒是记载了墨者们的自我要求：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岛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槀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注意，这是墨者们的自我要求，是在争相效仿圣者。而墨家不像儒家，称：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墨家主张的是：有诸己而不非诸人。顾如认为，当今墨者也应该保持这种自我要求。那么墨者的这种自我要求，在墨子书中是怎么表述的呢？我们押后再谈。

就民众而言，墨子书中只有要求官方驱动百姓“强为”之说。墨子说：「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原来还是为了百姓之财用设谋。结合官民两个层面，结论很明显。官方不节用就亏夺百姓之财，百姓不节用强为就财用不足。并不存在什么“分配”、“平均主义”之类因素。关键在不得亏夺百姓之财，而不是什么：给百姓平均分配财物！君王等人并非生产者，亦非生产的组织者，不能是生产的组织者。他们的任何消费都来自亏夺民财啊！

不过，墨家倒是有些内容是劝人们节用的。大致有：

《庄子》转述的：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

也就是说，不要有超过应该消费的消费。因为过度消费会亏夺后人之财、亏夺万物。着眼点还是在亏夺。现代有经济学派认为消费会刺激生产，所以无需节制消费。墨家也认为财货是「周生之本」。墨家不同意这个观点。特别是先秦之生产力低下，更不会同意。文革时的人民公社刺激了不负责任的消费，导致大面积饥饿。而私有化之后，人们反而会自动地节约。正因为财货是「周生之本」啊！想顾如这样的月光族，才没有致富的可能，一辈子替人打工，被人呼来喝去。无法像先秦墨者一样「赖其力者主」。至于儒家认为，只要官方做好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就不需要忧虑财用不足（注7）。已经被各种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所否定。当今何须再辩！

墨子书中另有两处提及推崇酒食之节用。《经下》：「欲恶伤生损寿，说以“少连”，是谁爱也？尝多粟，或者欲不有能伤也。若酒之于人也」。「饱者去余，适足不害，能害饱。若伤麋之无脾也。且有损而后益」。这里提出了适足原则，认为过度酒食会伤害身体。当今人们都忙着减肥，此说也无须再辩。有儒者指《易传》也提出“适宜”原则。可他们忘记了孔子曰：非礼勿动，非天子不议礼。儒者之适宜实际指按照君王的规定消费，而已。与墨家有根本之不同。墨家以身体需要为适宜。实际上，最不懂美食的英国人恰恰是近代文明勃兴的领航者。后转移到了清教徒们建立的美国。其实墨家墨经有专门提出消费的总原则：「不称行而顾行《大取》」。不需要完全一样，但要与周围的人们相比照（顾行）差不多。墨子本人就有案例。《吕氏》称“墨子见楚王，锦衣吹笙，因也”。因为楚王等锦衣美食，墨子与之相处就要调整到与其相类。墨家的这个主张，与另一个主张是相通的：「杂于庸民」。墨家与儒家不同。儒家看不起自身、自己的出身。总想跳出去，爬上去。而墨家反之，主张要能够与各种人群相处，与之混为一体。那么与君王相处，则锦衣；与百姓相处则从简。这就是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的学理之源。当时的百姓就是那么困苦。我锦衣玉食，能被百姓视作自己人吗？不可能的事情。脱离民众而自称能推己及人知天下人（儒家《中庸》），只有儒者能够说得出口啊。

结语：

强光中先生、马腾先生这些人还是被儒者欺骗了。草草读一下儒者的所谓墨学书，就倡促议论。将自身源自儒家思维的潜意识带入了对墨学的解读。墨家的节用说，对于官方是要求不得亏夺百姓之财。不要自行带入儒家的分配者君主，经济掌舵者君主角色。墨家不认为君王应该承担这些角色。墨家认为君王是“分议者”而不是“分配者”。墨家反对官方干涉市场。墨家的经济主张比较接近现代的奥派经济学，又多一些对弱者的同情色彩。与儒家和原始平均主义恰成对立面。墨家的节用说，对于民众是希望民众懂得获取和经营好自己的财货——「周生之本」。能够通过节用、强为而富裕自己。也是认为人不需要多余的消费。多余的消费会亏夺子孙、万物的财富，也是对自己身体的损害。墨家认为墨者应该能够「杂于庸民」，也能与各种人群混合相处。需要能够将自身的消费调整到与之类似的水平。墨者们多与百姓相处，将以百姓之消费水平约束自己。如此方能不脱离民众，从而真正懂得民众。

批评墨家“平均主义”者往往同时批墨家没有经济政策，唯有节用。这种批评实为不察。盖反对官方干涉市场的学派，全部没有“经济政策”。为什么要有“经济政策”？所谓经济政策不就是讨论官方应该如何干预经济么？既然反对官方干涉市场，怎么可能再去讨论“经济政策”呢？孔孟荀等“制民之产”“度人力而授事”的学派才需要讨论“经济政策”。即使现代各种市场主义的学说，除了批驳干涉派主张之外，他们提出的“经济政策”也就是一点：节用。其他内容全部是在讨论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有害，要求官方不要干涉市场。而墨子书中，恰恰也包括了这两个内容。节用篇要求官方节用，认为官方消费必然亏夺民财。也就亏夺了百姓的「周生之本」。经下篇则指出了价格浮动是市场的正常现象，认为只要是双方同意的交易就是正当的。从而反对了当时儒家搞的平准“经济政策”。反对官方干涉市场的学派，特征之一就是：“没有经济政策”。反对官方成为分配者，而主张市场分配。如果小工商层底色的墨家也提“经济政策”，反而奇怪了。。

注1：《大取》第二段：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强要孩子学习我认为好的东西，对孩子并不好。

注2：《经上》「端，是无同者也」。每个人都是一“端”。每个人都不同。

注3：请联系注1内容，意识到墨家注重的一贯性。

注4：马腾：墨家“节用”之法新诠

注5：这一点是在断章取义。作者引用道：《非乐上》曰：“今人固与禽兽、糜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人与此异者，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而实际上原文是：“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絍，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墨子是做出了一个判断：不劳动则匮乏。墨子指出的是人必须劳动，而不是人因为劳动而与动物有区别。并非作者所言：“人类因为劳动而成其本质”。

注6：作者虽没有指明是官方分配。然而其结论是：“墨子所倡尚俭节用几无自由空间”。其意必然是官方分配。

注7：《荀子·富国》：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数……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

注8：墨家用「著若明」、「无难」之类表述时，是在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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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原始共产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在中国为何必然失败？

原创 2018-03-16 强光中 文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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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有欲望的高等动物，人所组成的社会使人欲的实现方式更为复杂。因而，如何面对人欲的问题是一切学说都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人欲对于权贵来说是获得幸福的的工具，而对于衣食不保的人来说则是痛苦的根源。同为人，为什么要经受完全不一样的命运？

儒者为了摆脱其不幸的命运，自甘堕落地依附于权贵，并为等级制度唱起了赞歌；墨者深刻洞悉人民不幸与社会动乱的原因，但由于其文化上的不自觉，只是幻想着权贵们能够做到“节用”，试图把他们的贪欲降低到最低限度。

然而，墨子的幻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实现的可能吗？

墨子揭露了王权专制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体现了当时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尖锐对立。他同情平民生活之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平民哲学家”，他的言论不可能为日后的皇权专制主义者所能容忍，这一点也许正是墨学湮灭的历史根源。

在墨子看来，人欲是无止境的，人的欲望永远也不会有完全得到满足的时候。“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墨子·亲士》）。我听说这样的话：“并不是没有安定的居处，而是自己没有一颗安定的心；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钱财，而是自己没有一颗满足的心。

既然人欲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人们只有节用、节欲才是正确的选择。“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所以，古代圣王所规定的制作器物的节用方法是：“所有天下百工，造车轮的，造车子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的，铸金属的，当木匠的，让他们各尽所能，各种器物足够人民使用就行了”。至于各种费用增加而人民得不到实惠的事，圣王是绝不会做的。

墨子认为，只要坚持节用的原则治理国家，社会财富自然会增长一倍。“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节用上》）。圣人治理一个国家，可以使国家财富成倍增加；再扩大来说，如果让圣人治理天下，那么整个天下的财富也可成倍增加。其财富加倍的原因，不是靠向外扩张、掠夺土地，而是由于他减掉了那些不必要的开支，相应就使财力足足增加了一倍。

儒家文化主张以等级制度的方式，即人们以不平等方式占有社会财富，实现各自的欲望；而墨子从全社会的角度，主张所有的人都要坚持节用的原则，人们的生活水平维持在较低的限度内，不必去占有多余的财富，也不必去创造多余的没有用处的财富。这种思想是以墨子兼爱论为基础的，带有原始共产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的影子，与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的经济政策颇为相似。这种思想在人类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历史时期，显然是合理的，是人类文化史上关于节欲行为的更为具体化的选择。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做到节用与节欲呢？

以实用主义为原则

墨子以为人类之欲望当以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为标准。“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制造衣服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冬天用来御寒，夏天用来防暑的。缝制衣服的原则是：冬天能增加温度，夏天能感到凉爽，这就够了。如果是超过了这种原则的其他功用，就不需要了。建筑宫室是为什么呢？冬天可以抵御风寒，夏天可防御炎热和雨水，有盗贼时，再加固一点，这就足够了。如果超过了这种原则，就不需要了。

衣服、宫室如此，如果其他如“甲盾五兵”、舟车均是如此，财富就不会被浪费，人民得到的好处自然就会多起来。

墨子对如何本着实用主义的原则去推行社会化的“节用”行为，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描述。这样就可以通过“节用”来增加社会财富，从而满足更多人的生活需求。

这种行为只有上升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文明，才能从实质上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说，少数人的自发“节用”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全社会的人都能坚持“节用”的原则，形成一个人人讲“节用”的社会，墨子的“节用”理想才有实现的可能。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无所谓如何“节用”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可以用来浪费的财产。而对于极少数权贵来说，他们的财富多到了无法用尽的程度，如何让他们去“节用”呢？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放弃浪费而走“节用”之路呢？在这个方面，墨子并没有告诉人们具体的办法。

反对贵族的特殊利益

在《辞过》一篇中，墨子反对贵族无休止的贪欲，提出了君主要从五个方面实行节制。一是不要建造豪华宫室；二是不要穿着华丽衣服；三是不要享用奢侈饮食；四是不要乘坐高档车船；五是不要过多地蓄养姬妾。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墨子·辞过》）。当今的君主，修建宫室却与以往不同：他们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连百姓穿衣吃饭的钱财也被剥夺用来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台榭，而且还要讲究亭台楼阁重叠，雕梁画栋。国君像这样建造宫室，身边的大臣也都效法这种做法，所以国家财力不足以应付凶年饥馑，救济贫穷的人。国家穷困，人民就会难以治理。如果君主确实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至于出现社会动乱，那么建造宫室时，就不能没有节制。

“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墨子·辞过》）。现在的君主私养姬妾，大国拘禁女子上千，小国拘禁女子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很多人都没有妻子，女子很多被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错失婚嫁的时机，因而百姓人口减少。君主如果想让人民增多而不愿减少，那么，蓄养姬妄就不可以没有节制。

此外，墨子还反对贵族的“高消费”。“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墨子·节用上》）。如果去掉王公大人们用来集聚珠玉、鸟兽、犬马的费用，用它来增加衣服、宫室、甲盾、舟车的数量，使社会财富增加一倍，这件事不难做到。

以改善民生为目标

墨子认为，超过限度的享乐，便是侵害别人的生存权，就是“亏夺民衣食之财”。如果组成社会的人们不能平均地享受财富，就必然存在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墨子将贵族的奢华享乐与人民的贫困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对贵族的贪欲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广大百姓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墨子·辞过》）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君向老百姓厚敛钱财，用以享受牛羊猪肉之美味，蒸烤鱼鳖以为佳肴。大国之君摆了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摆了十多样的菜，美味食品摆在前面有一丈见方，眼睛不能全看到，筷子不能全夹到，嘴不能全尝到，（吃不完的食物）到了冬天就上冻，夏天就会腐败，君主这样讲究饮食，左右大臣也都效伤他，因而富贵的人家更加奢侈，孤苦穷困的人家就会挨冻受饿，如此想让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等原因，人口大量减少，墨子提出以节用为原则来增加人口。“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亻爰）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上》）。现在天下为政的人，他们用来减少人民数量的办法倒是多的是。他们使用人民过于劳累，搜刮聚敛过重，以致人民财用不足而挨冻受饿而死的，数不胜数。而且王公大人兴兵攻打邻国，久的经年累月，短的也有好几个月，男女夫妇久不见面，这就是减少人口的一大原因。再加上生活不安定，饮食不定时，生病而死的，以及遭敌入侵，遇上伏击，以及攻城野战而死的，也是不计其数。这些不都是不善于当权的人所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吗？圣人为政，绝对没有这些情况。圣人为政者，用以使人口增加的办法也很多呀？所以墨子说：“去掉那些不必要的开支推行圣王的大道，是大大有利于天下的事情啊。”

此外还有节葬等措施用以减少支出，增加相应的民生开支，以保障人民得到实利。

墨子揭露了王权专制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体现了当时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尖锐对立。他同情平民生活之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平民哲学家”，他的言论不可能为日后的皇权专制主义者所能容忍，这一点也许正是墨学湮灭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