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二》到《二十二》，只用了三年的时间，三年，只是普通人一眨眼的功夫，这三年，大部分人都在忙着赚钱，忙着工作，忙着结婚生子，到最终其实只是四个字：忙着去死。
《三十二》的出现让中国慰安妇这个团体变得不那么遥远了，很多人认为历史遥远，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去思考历史这个题目，他不只有一个答案，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历史所承载的重量和分量是不同的，从开国到现在，我们在寻找自己，同时也在保护自己，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所以我们选择了忘掉历史——慰安妇这个团体，在以前的中国是见不得光的。
人们不会待见这种群体：从上海的慰安妇遗址拆迁事件来看，很多人认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是污点，他们把她们当做别人，把（她们的）痛苦当成消遣，把悲惨的经历当成故事来听，这样造成的结果，只能让人更加的冷漠和残忍。
其实，关心她们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二十二》的票房回温，其实也代表了人们价值观的重塑，纵观近几年的电影，例如《1942》、《金陵十三钗》、《色戒》等片子，虽然口碑好，但是观众不待见，在那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个人的权益和尊严几乎不值一钱，《三十二》的口碑虽好，但是很难达到观众的观影目的，大部分观众几乎很难去给自己定义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以及该如何去看待历史，因为历史在很多人的心中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合集。
如果没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理解，怎么能感同身受呢？
从这一点来看，很多片子的票房失利，归根结底是观众不成熟的结果，而观众不成熟的原因，却在于整个社会的病态传播。
什么是病态传播呢？
社会价值观的畸形和群众的自私心理是社会病态最重要的两点。
上海的拆迁事件只是社会价值观畸形的缩影而已，他并不是整个事件的起因，更不是结果，他只是社会大环境下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现象。
如果孩子的教育和价值观得不到正确的塑造，那么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呢？这就需要理解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
当流言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真相就已经不再重要，有人说：流言止于智者，流言止于真相。其实都不是，当流言什么时候不再流行的时候，这种流言本身就不攻自破，传播流言的“他们”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发泄和精神上的意淫。
《战狼2》票房的巨大成功，已经不再是其优良口碑所造成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影响下的群众从众心理的展现。
偏激、主观、缺乏独立思考，由此也就造就了如今的高票房的现状——很多观众看的已经不是一部优秀的电影，而是一种攀比和自我满足的精神鸦片，以此来麻醉自我，从而满足自我。
《心理罪》上映的第一天，我在微博里发了一篇关于《心理罪》的影评，客观描述了电影的瑕疵和优点，很多李易峰的粉丝给我留言，他们并没有带着偏激和主观的言论攻击我，而是很认真的和我讲道理，由此我感到了一种欣慰。
很多时候不是事情出了问题，而是看待事情的人出了问题。
我们国家从集体走向个人，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做好，很多思考也没有成型，《二十二》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社会价值观的提升的一种侧面展现，但是如果有些人为了满足自我利益，追求成名的快感，趁势发表偏激言论的话，这种好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扭曲甚至是抨击，当年《1942》的票房失利，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二十二》里还有一点，就是个人的人权展现。
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冯小刚导演的《1942》和《我不是潘金莲》，还有很多很多作品，都在探讨着一个话题：个人。人庸庸碌碌的工作，为的不只是生存，更重要的是活着。
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终于在2017年的《二十二》里面，这些世纪老人得到了面对世人对话的机会。
也终于，世人愿意听她们的对话，静静坐下来，听她们讲述她们的故事，几番哽咽，辛酸苦辣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们在为她们的过去而辛酸时，同时也是在宽容自己。
柴静在《看见》里的一句话足以概述这种感受：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希望这次《二十二》的出现，是真正的出现，而不只是昙花一现。
最后，致敬历史，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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