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万历十五年》读书会，大家热烈的讨论了，关于申时行关于万历皇帝关于大明王朝的种种问题。最吸引大家目光的还是明帝国的走向，为何明帝国没有能完成帝国的成功转型，没有走向近代内阁首相制，当时的首辅跟首相不是就一字之差？明朝的内阁制跟西方内阁制到底有何区别？张居正那样强势的人物为何也无法扭转大明走向衰败？
读《万历十五年》第二章首辅申时行
有人说是申时行的责任，他没有能将万历皇帝辅佐成一代明主，尸位素餐八年半。但说这些话的人是否有想过，申时行担任首辅的那八年正是万历皇帝比较勤政的八年。正是他上下周旋疲于奔命才弥合了张居正留下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的嫌隙。他走后，万历一朝在无人能胜任申时行的工作，万历皇帝也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不郊不庙不朝的殆政时期。
还有书友觉得，中国没有发展商业文化不重视商品经济发展，甚至盘剥商人，导致明朝的商人阶层始终无法发展起来。没有这样一群人，就不会有契约文化，不会有西方的中产阶级来成为制衡君主的重要力量。这确实是一个中西方重大差异，但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结果，而且是帝王们想看的结果。他们就是深知商业发展会带来民众的觉醒，产生一股政治力量挑战以君王为中心的国家力量，因此对商品经济必须严密管控，对商人也需要打压决不能任由其发展。从商鞅变法开始，重农抑商就是帝国的一项根本制度被历代王朝贯彻。只在皇权旁落的时候，或者国家分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时，商业才能得到间歇的发展。
读《万历十五年》第二章首辅申时行
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专制太厉害。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商鞅就在《商君书》中告诫国君要重农抑商，要弱民才能强国，要重本抑末国才能富。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提出财产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提出财产权，并认为他是一切权利的前提。而我们直到今天，对于财产权的保护还有些模糊，这就是中西方根本的差别。《孟子》其实也认识到了一些不过没有亚里士多德讲的那么清楚，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管仲也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这都是在跟君王阐述财产对民众道德，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只是这些思想后来都被法家的重本抑末思想代替。
读《万历十五年》第二章首辅申时行
中国的这套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制，将所有人事物都纳于皇帝之下，这套制度的设计也是完全为皇帝控制国家机器再通过国家机器控制所有人而服务。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历史充满了宫廷斗争充满了权谋，皇帝最喜欢看到臣下党争，他可以左右逢源，虽然表面他们都说不要党争雍正还专门写了《朋党论》。只要党争在自己控制范围，而不是成为一股足以对抗自己政治力量即可。
读《万历十五年》第二章首辅申时行
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有制衡的，但是跟西方的制衡完全不同，西方是建立在先知、祭司、君王之间的，这逐渐演变到现代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中国制衡是，皇帝如何限制宰相的权力，从秦始皇的三公到隋唐三省六部再到朱元璋废除宰相。六部就是宰相的行政权一分为六，将一个宰相分为多个宰相，开始宰相是可以开府的，诸葛亮在《出师表》曾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府就是他的丞相府，丞相有一套完整行政机构类似于行政院，这就极大限制了皇权。所以当时蜀中大事“咸决于亮”。看中国历史你会发现这样一条脉络，皇权不断膨胀，相劝在皇权挤压下步步退缩最终到朱元璋时期整个被取消。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这也是中西方一大重要差别。在这样帝制之下，终于形成一人决定一国的兴衰，决定一国之命运的体制。
这是个人对昨天读书会的一点感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交流探讨，没有反思的历史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附一篇旧作读《商君书》有感，希望能有共鸣交流者，高山流水遇知音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