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分与所有权

名分与所有权

——与唐晓峰先生商榷名分问题

      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在《社会学家茶座》总第十四辑上发表一篇《名分问题》的文章。该文从《商君书》谈起，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对人间世相每每有独到发见，读来兴味盎然，好象嚼一枚非常爽口的橄榄。关于这个问题，也许再找不到比唐先生更详尽的引文、更生动的例证和更全面的观点。稍稍感到遗憾的是：文章虽然一一区分人们对名分看法的异同，提到不少有关名分的趣事，关于名分根源的剖析却不是那么透彻，很多部分拿文明这个词来搪塞敷衍，不愿触及问题的核心，绕了很大一个圈子，仍徘徊于问题之外，仿佛一位没有鼓足勇气约女友出来约会在门外转悠的小男生。

        我猜想，唐先生可能没读过──或者写文章时没能想起──“洁白的象羔羊一样的邪书”《白鲸》中第89章的内容（可以作为法学系入门生开宗明义的第一课，也可作为法学院教授级人物常备的醒脑剂），里面对所有权的问题，阐述的既明白又深刻，先从美国捕鲸者以“既是立法者又是律师”立场出发制订的一套制度谈起：“1、有主鲸属于将鲸拴上的一方。2、无主鲸是谁先捉到就归谁的合法猎物。”然后引用一则英国事实案件（限于篇幅省略），援证“这两条涉及有主鲸与无主鲸的法律条文，仔细想想，原来就是人类所有法律体系的基础”，由此得出“从这一切看来，不正好说明，谁有所有权，法律就整个儿向着谁吗？”惊世骇俗的结论！我们的引用应当到此为止，按照“不过，假如有主鲸原则应用范围相当广的话，那同出一源的无主鲸原则就更广，那是全世界都通用的”的逻辑，麦尔维尔先生把“无主鲸”的概念推而广之，一番恣意汪洋的比喻后，仿佛被他冰凉的手指着鼻心发问：“还有你，亲爱的读者，不也无非是无主鲸和有主鲸二者兼于一身吗？”，到这里，就不单单围绕所有权展开的题外话啦！

        《商君书》中被一百多号人赶得疲于奔命的倒霉“兔子”，正是“无主鲸”的意思，只是不如其意思显豁罢了。就象“名花有主”的女人，除了有心勾引的登徒子，是没人愿意染指的。有趣的是，《白鲸》中律师为说服法官所举的例子，恰恰是整体物化了──即所有权化了──的女人。我想，历朝历代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看到这则“没有名分的兔子”的譬喻，估计更有感同身受的体会。

        “从‘野的’东西变成有‘名分’的东西”“建立名分是确定秩序的需要”，名分的本质是所有权，是“性本私”的人性面对社会资源确定的根本性基础，给“有主鲸”添加了详尽可靠的刻度，把所有社会的、“野的”（即自然的）可供支配的事物都给予一定分配形式。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正是这项原则具体法律条文上的体现，是小我的观念社会意义的认可与财产上的确立，在所有权问题上划分出人性得以施展的空间与平台。正因为是所有权，名分才不能“借用”，而只能“专用”，应当看到，有了名分，自私的本性才象葡萄藤一样有了得以攀附向上的竹竿。拿唐先生文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例子来说，这当中名分的变化，已经从“无主鲸”变成超市明码标价正待出售的鲸肉，“得其价高者售之”，从占有阶段进入到分配阶段，这个变化是惊心动魄的。统治者先将无主鲸据为己有，然后将一切无主鲸明码标价，按照等级制的方式分配下去。正是在无主鲸转为有主鲸的过程中，法律没有渗透到的角落，出现各种形式与实质上的空档，投机者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机会。

        孟锦云问过毛泽东这个问题：“《通鉴》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写起呢？”，毛泽东的回答是这样的：“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为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这也就是说，周朝给擅自脱离组织的韩、魏、赵三家名分，自坏纲常，非法变成合法，“名不正言不顺”变成顺理成章。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刘备自认“中山靖王”之后，都为了从名分上取得优先权，在名分上认个正统，要在“无主鲸”硕大无朋的身体上插上一点与己有关的标记，这个标记物就是《白鲸》中提到的“一根桅杆，一叶浆，一节九吋长的缆索，一根电线，或者一块蛛网状织物都可以”，在现代社会，这种媒介物当然的带有了现代气息：一张相片，一纸契约，一份DNA鉴定报告。

        据说历史学家分析李闯王失败原因有重要一条：李闯王取得革命阶段性胜利后，没有重新建立起相应合乎秩序的税收制度，没有将各种东西的所有权与等级制挂起钩来，没有建立起名分及有关的一套游戏规则，依据打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旗号，还象“打土豪，分田地”时期一样征敛革命经费，最终导致财政拮据，根基不稳，兵败京城。这是“有主鲸”把自己当作“无主鲸”的例子，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坏纲常。逮住了无主鲸，却不使“无主鲸”变成“有主鲸”，听凭它象一匹烈性子野马一样狂奔乱跑，忘了打下烙印，套上缰笼。这样子自毁长城的举动，真令从事税务工作的本人大惑不解，大惑不解之余又唏嘘不已，就象饥肠漉漉时错失好一块肥肉时的怅惘。

        将山岳纳为正统，则是帝王将相在将无主鲸占有“有主鲸”后，洗干净手，披上餐巾，坐在餐桌前开始享用美餐时玩的把戏。至于为何挑上名山大川，只不过使人的卑微渺小有个宏大神秘的彼岸性参照物，借以迷惑被等级制式的名分训练的失去了天然嗅觉的愚众大脑。他无法把从左手抢来的政权交给右手，只好寻求一位莫须有的更高教主递到自己手中，希望有条“君权神授”的无主鲸归到自己名下，使老百姓有个一望而知、超越逻辑之上的心理认同，保持仰望的姿态，他本人则站在圣像肩膀上一同接受膜拜顶礼。

        唐先生所说“名分是笼套”不错，可我不大同意“绝大多数随俗入世的人还是喜欢名分，争取名分”看似清高的观点。除非他能象陶渊明超脱，“久在樊笼里”后，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亩三分地垫底，挺直腰杆，“不向五斗米折腰”，守着老妻愚子过日子；或者象孙悟空一样看不起小到不能参加蟠桃会“弼马温”的职位，愤然大闹起天宫来。除了以上两者，我看不出两条路之外还有其它道路存在的可能。这个“名分”的樊笼，不单遍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人间，还有拘禁人们可以量化具体化的食欲性欲，还有无法量化具体化的求知欲、表现欲等大小不等的欲望，内外结合把我们牢牢的控制其中。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谁会愿象鲁宾逊一样到孤岛上过与世隔绝兽一般的生活。真正套牢我们的，并不是外化了的名分，而是深植于内心的大小欲望，欲望是主谋，名分只是帮凶。你不会看着别人入有房、出有车不眼红，发现有人娇妻美妾、左拥右抱不心动，大冷天冻得瑟瑟发抖、眼瞧着那位身着裘皮大衣招摇过市，一点岌岌可危的清高还要坚守阵地。那个时节，一句“知足常乐”万金油般的良药是会失去最后一点效用的。

        唐先生在人的定义上补充了一条“人喜欢名分”，人当然有很多区别于动物的方面。可是列出一条，不说是大树主干，至少应当是主要分支。“人喜欢名分”不错，可是这个说法，只是“人性自私”加上虚荣心的结合反应而已，列出这条，同样可以列出千万条类似的说辞，人这个定义会变得不胜负荷。社会的总资源与人的欲望的总和相比，总是那样的有限和微不足道，任何多的资源都仅象一滴水渗入大海一样不见踪影，人喜欢名分，只不过是欲望在所有权有限的情况下，在虚荣的共同作用下的分支与显影。

        人可以到宗教中寻求寄托，在膨胀的虚荣心里守望着无限延伸的自我，但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子，大多数人不服名分，不过是一种不敢正视现实的怯懦表现而已。至于“死了也还要个名分”的，无非是“我”的概念深层次的延续，是人的求生欲望与虚荣心在社会层面根深蒂固的反映罢了。

        《红楼梦》里贾珍为贾蓉谋到一个官职，只是为了秦可聊葬礼的灵幡经榜上有个叫得响的名分。没有名分的人在社会上的状态，就象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赤条条的没有包裹，会格外的感到寒冷，政治状况一栏中的“清白”仿佛直指家庭经济状况“一清二白”般的一语双关。我认识一位官场小人物，常在冬天调侃没有谋到一官半职的人：“大冬天来啦，没有顶帽子怎么行，有顶草帽也好。”“有了草帽，当然想搞顶皮帽戴戴”，寓怒骂于嬉笑，究其根本，还算话糙理不糙。

        名分和世上大多数人一样，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从来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只要有个主要名分，其它名分都会接踵而来，成为主要名分的点缀，象一群小星星簇拥在月亮的周围，共演星月争辉的胜景。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许多领导，一定是学者型，一定是客座教授，一定是书法协会的主席，都是自然而然、舍我其谁的。有些人会嫌帽子太多而记不住，名片上的职位与头衔，会夸张到连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中书本大小的名片都无法印制明白，不得不象纳粹时代一则笑话所说的那样，勋章无数的戈林先生在正面衣服挂不下勋章时，居然在衣角下添上“转背面”的字样，好让瞻仰者参观完全。

        人吃得好穿得好活得好，还要嚷嚷的大家都知道，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层精神上的满足感就象蛋糕上的奶油万不可少，贪污千万而不能让人知晓的官场巨贪的委屈，估计少有人能深层理解。农村有为了躲避债主上门催逼，在半夜关起门来吃年夜饭的习俗，也日渐衰落，越来越不吃香。这种心理自然推广到具有广告价值的名片上，除了帽子，职务，大小社团位置，估计会把财产多少，房屋几幢，夫人小妾几何都会一并搜罗进去。那么我们也许会隐隐约约产生两种心理：要么象阿凡提式的一针见血说钱就是名片；要么象愤世疾俗然而不通人情世故的马克.吐温，请那套光鲜亮丽得以让他进入饭馆的衣服进餐。

        左右人们欲望的，当然不单是名分中虚荣心支撑起来的部分，使人们辗转难眠、降格以求的，正是所有权分配上所获得资源在名分上的体现。皇上赏赐的“世袭一等神威将军”，如果没有后面“食邑万户，正一品”等大小实惠，恐怕大多数的人都会嫌这个帽子太沉，而不是嫌乌纱太小吧。那个名分最大价值的考量，只好等同于林立在祖国境内各种式样各种规格沉重的牌坊罢了。据说封建时代封号有达到150多字的，从头到尾念一遍，不说念者，听得人估计都会两腿哆嗦，站立不稳。这块蛋糕中的“巨无霸”，从来不乏精诚所至的追求者，所以我们理解官场要人有许多的表侄子与干女儿。

        名分并非产生于人际关系，这是避重就轻的说法，难道原始社会没有人际关系吗？所有权产生于私有制，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看过美国影片《上帝也疯狂２》的观众都知道，扰乱非洲原始人宁静和谐生活的，正是上帝不负责任的从天外掷下了一只可乐瓶。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个道理：私有观念的形成与物质相对富余是不分先后发展起来的东西，象两匹同时触线的赛马难分伯仲，非得电视重放才可从中分辨出细微的端倪。

        名分同样受供求关系制约，因为与所有权挂钩，所以本质上不会泛滥，只不过有时象清朝官场一样，有着长长的队伍等着官场的各项空缺。不过在某个特定时期，政府信用已岌岌可危但没完全破产时，它还可以封官许愿，并且用尽各种办法掠夺百姓手中的资源，就象现今在宝岛沦为在野党的国民党在大陆沦陷时曾做过的那样。

        名分是所有权的表象与衍生物，是通过暴力争取来的所有权的美化与象征，是财产、权力等资源分配的生硬本质。所有权问题才是名分问题的核心，无论是学堂的谦谦君子争教授名额，单位副职之间争排名；还是帏阁间三妻四妾争宠，红尘之外的僧侣争衣钵，都因为这个名分与一定的资源分配有关。拥有名分，金钱、美女、待遇、无数点头哈腰的嘴脸纷至沓来。名分是所有权确立与认可的先期铺垫与后期修饰两部分的结合，是建筑桥梁两边要合龙时产生的事物，把人性与社会化资源以等级制为主要的方式紧紧的焊接在一起的本质。所有权是人类除精神信仰外另一个更牢靠的桩基，人类踏上征服了的领域，立马搭建的第一顶帐篷。

        唐先生在文中开始谈到如何逮到那只无名分的兔子，从土地问题入手，似乎要进一步撼动这个问题的根本。“卢梭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卢梭这里讲的当然比动物撒尿占地的事情要高级的多。”唐先生进一步提到“解释中国文明起源时只说黄土如何肥沃，并没有说到点上，而应该说炎黄先祖用了怎样高明的办法排除对手，独占黄土”问题提出来啦，好戏上场啦，近了，太近了，我们都摒住了呼吸，怕错过这精彩一幕，然而唐先生又不愿逼视事实的真相，避开了正面冲突，只是漏出一句：“这些高明的办法就是文明”，明明套住了一只鸟，打开竹笼却空空如也。文明究竟是何物，它比动物撒尿占地高明在何处，我们还是无从知晓，唐先生不再谈逮兔子用了什么方法，何种工具，只是说用了一种方法，或者还可以解释说，用了一种颇“文明”的方法。把惊心动魄逐兔、炎黄祖先独占黄土的场面，都拿“文明”这层炫丽的外衣给遮掩了起来，我们还没来得及看大幕便落下。在这个问题边缘晃荡了一下又背着手走开，仿佛有着道德上的洁癖，看到衣衫褴褛的乞丐不愿伸一援手式的缄默不语。

        “在文明社会中，名分是沿着利益不停的滋生着，人之于名分，当然更加要紧”，我想解释的是，名分不是沿着利益滋生，而是利益的刻度，正如刻度与尺子的关系，你手握一把尺，能够区分何为尺何为刻度吗，一而二，二而一。“物质支持着生活，而名分支持着文明”不如说“物质支持着生活，而名分体现着谁持有物质的权利”，当然，“持有物质的权利”只不过是“所有权”更粗陋的一种说法。我认为只是体现而非支持，脚手架并非建筑本身，建筑完成后还有拆除的必须，名分正是脚手架，唐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多少有些本末倒置，虽然在倒数第五段带了一笔“名分是文明的产物”，将这个认识又摇拨浪鼓一样翻转过来。文明不过是粉饰美化了的一个观念，唐先生文章中的例证，世界上所有的土地名分问题，其实和“文明”的西方殖民者对于“野蛮”的美洲印第安人做过的那样，并非“另一种手腕”，而是貌异心同的同一种手腕：用暴力保证所有权的确立。

        高明的办法不是无所不包而又模棱两可的“文明”，它只是暴力、欺骗等使本体违背自身要求作出的逆向选择。希特勒争取“空间”靠的不是文化只是枪炮，日本人鼓吹成“大东亚共荣圈”改头换面后的军国主义，都和美国人开拓新大陆时脸带笑容并拈着一根从不离手的“大棒”一样，都是逮兔子时必备工具的极好例证，我们总算掀开文明华丽的幕角，窥视到里面零星半点偶露峥嵘的真相。就算是天然占有并在美洲繁衍生息的印第安人，在库柏的小说《打鹿将》里，同样干些割头皮这类野蛮行径，并非如我们一厢情愿想象的安居乐业、五禽教化的和谐场面。

        文明只是人类发展的结果，并非根本原因，唐先生在文章中屡屡将文明这个词来分析名分的根源，就象把重物放在还没有冷冻牢实的浮冰上，使我们没有得到一个确凿可靠的认识。

        然而，在文章倒数第四段，名分这个概念开始游移，一发不可收拾。“名分直接对应的是心”，这个心在文章中的概念似乎较为抽象与虚化，估计是指人性虚荣这一层。名分突然与所有权脱离了，变成了“名声”的概念，还是“虚名于我如浮云”和“枉担了虚名”（晴雯语）的虚名，那个藏在“名分”背后的“利”字莫名其妙的剥离开来，开始的“名分”本来就是老子所指的“腹”与“心”的结合，到这里变成了两个概念。最后“心贪，却漫无际涯，就像女人永远缺一件衣服”，这里的心，又似乎回到了欲望的本体，但把“腹贪，三餐酒肉足矣”中腹贪给剔除干净了的欲望。下面一段中“其实要名的，并不在要钱之下，尤其是名与钱已经挂了钩”，这其实和先前讨论的“名分”完全不搭架，变成纯名声的概念。从一个可捉摸的“名分”概念，转入到虚荣，从虚荣转入欲望层面，又转入欲望中的食欲及其它占有欲的层面。本来是心腹一体、名利一体、宾实一体的所有权的名分，被拆裂的七零八落，象小孩子拆装后无法复原的闹钟。这个开篇就清晰明了的概念，到文章收束部分，反而一路摇摆不定，兜起了圈子，那只《商君书》里形支影单的兔子，变成《木兰辞》里安能辩我是雌雄的情侣兔，变得扑朔迷离、云山雾罩起来。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人和动物当然不同，人创造了等级制与所有权，人类几千年来磕磕碰碰的攀爬历史，不可能回到原先清心寡欲的时节。人的欲望有所有权作为认可，有等级制可供攀爬；人的所有权有欲望做为内在基础，外部有等级制作为客观实体。只是逼着我们是咬牙切齿的面对还是左右为难的逃避而已！

        也许唐先生只是客气的点到为止，抱有“眼不见为净”的信念，不愿象掏粪工人一样掀开盖板参观下水道的真相；也许唐先生是个地下工作者，怀着给同志指引方向又担心暴露的谨慎，才会在文章中埋伏着许多意犹未尽的线索。对一贯喜欢麻辣口味的读者来说，多少会觉得不过瘾，好比在大屏幕上看到爱吻不吻的俊男美女，发出“噢！噢”的严正抗议，希望他（她）们能痛快的来一下子，以解台下观众意淫之苦。我不揣浅薄的写这篇文章，全力追寻思想海洋里看似无主其实早有定论的“无主鲸”，不过是在唐先生划隔好的空间，玩了一把猎鹿的游戏。可是这种行为，更象婚礼上怂恿新郎新娘接吻的客人，在俩人羞答答拉不下面子的时候，顺手在旁边推上一把，还为这种无聊的行为搏得不少掌声与喝彩洋洋自得。然而，在较有修养的客人看来，那是多么粗野刺目上不得台面的行径。

附：文章写完，想起两则趣事，列在文后，以求一乐：一是我在朋友家听盗版的VCD，王杰的《伤心1999》中一句“要牵要放要分都是你的手”，变成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特别象“二奶”写给王杰的话，要钱是当然的，还要房子，最后连名分都要上了，这不是存心跟男人为难吗？怪不得王杰同志会“伤心1999，算了1999”，想来想去，包这样的二奶真是太不划算了！二是国地税未分开时有位老局长，为平衡人事关系，居然在局里增设一个八竿子不搭边的“指导员”职务。这位老先生，扮演的不是基层单位小头目的角色，而差不多近于统领宇宙、为所欲为的上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