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斯宾塞
《第一原理》几乎使斯宾塞一夜之间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哲学家。
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欧洲的大多数语言，甚至包括俄语。
在俄国，《第一原理》受到政府的审查，但最终得以通过。
斯宾塞被认为是倡导时代精神的哲学家，他的影响遍及欧洲思想的各个角落，尤其深远地影响了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现实主义运动。
1869年，他惊讶地发现,《第一原理》已经被牛津大学用作教材。
更令人振奋的是，1870年以后，他的书开始给他带来报酬，使他在经济上有了保障。
有时，他的崇拜者会寄来丰厚的礼物，但他总是如数归还。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伦敦时，向德比勋爵提出想见见英国的一些饱学之士。
德比邀请了斯宾塞、赫胥黎和廷德尔等，最后，除了斯宾塞所有人都出席了。
因为，斯宾塞只与为数不多的几位知交保持着联系。
记得，他曾写道:“没有一个人能与自己的作品等量齐观。如果我们将作者思维活动的产物比作产品，那么，一本书所包含的内容便是其最优质的产品，它们在被写进书之前会与大量的次品分离，而在作者的日常谈话中，这些次品总是与优质品混杂在一起的。”
如果人们坚持要来看他,他便会在耳朵里塞上东西，平静地聆听他们的谈话。
这就是斯宾塞。
说来奇怪，他的名望匆匆到来，又匆匆离去，斯宾塞目睹了自身名望的潮起潮落。
晚年，斯宾塞陷入悲伤，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凭借言辞激烈的演说阻止“家长式”立法浪潮的到来。
他几乎不受任何阶级的欢迎。
过去，斯宾塞曾涉足某些科学家的专有领地，现在，他们对他明褒暗贬，无视他的贡献，而对他的错误夸大其词。各个教派的主教也联合起来,将他投入永恒受罚的境地。
在他直言不讳地谈论社会主义和工会政治学以后，曾经因他谴责战争而拥护他的工党成员也愤怒地弃他而去，而那些保守分子虽然欣赏斯宾塞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却因他的不可知论而避之不及。
“我比任何保守分子更保守，比任何激进分子更激进。”他忧伤地说道。
斯宾塞很真诚，但这种真诚过于固执，对什么都直言不讳使他冒犯了所有团体:他同情工人，认为他们是老板的牺牲品，但他又马上补充道，如果将工人和老板的位置调换，工人也会作威作福;他同情妇女，认为她们是男人的牺牲品，却又补充说，如果妇女有能力，男人也一样会是妇女的牺牲品。
因此，斯宾塞在孤独中默默老去。
随着年事增长，斯宾塞的反抗越来越收敛，表达观点时也越来越温和。
以前，他总是嘲笑英国那作为摆设的国王，现在，他会说，从人民手中夺走他们的国王与从孩子手中抢走他们的娃娃一样,都是不对的。
在宗教上,他感悟到妨碍传统信仰是荒唐的、不厚道的，因为这种信仰似乎能给人带来益处，给人以快乐。
他开始认识到，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都以人的需求和冲动为基础，而这种需求和冲动是超越理性评判的。
此外，他也不再强求这个世界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而他过去写的大部头便是朝他曾经希求的方向投掷的。
回眸过去那段不辞辛劳的日子，斯宾塞觉得自己很傻: 他没有追求生命中更为简单的快乐，而是去追求文坛虚名。
1903年斯宾塞去世、至此他觉得自己的著作都白写了。
现在，当我们在读斯宾塞时，我们当然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从一定程度上说，斯宾塞名声的败坏是英国黑格尔学派攻击实证主义的结果。
如果自由主义复兴，斯宾塞将再次登上十九世纪英国最伟大哲学家的宝座。
斯宾塞为哲学提供了一个看待事物的新视角，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
在这种现实主义面前，德国哲学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懦弱抽象。
毕竟，自但丁之后，还没有人像斯宾塞那样总结自己所处的时代。
斯宾塞他游刃有余，将纷繁浩瀚的知识谱成一首完美的交响曲。
面对如此杰出的成就，所有的批评家都羞得三缄其口。
如今，我们站在斯宾塞通过斗争和努力才达到的高度上。
或许或许，我们似乎站得比他高，但这是因为他把我们放在了他自己的肩膀上。
如果有一天，其尖酸刻薄的异见被遗忘，斯宾塞将必然得到更为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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