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承认与否，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存有三性:兽性、人性和神性，家长、老师和社会各界一直致力于抑制人的兽性、发扬人性、弘扬神性，而发扬人性由于资源不足只好鼎力挖掘共性，因此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千人一面。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优质教育资源慢慢积累到能满足需要时，教育重点应由挖掘共性转而转向共性与个性并重，甚至以张扬个性为主。
每一个人都有个性，才保证了独特的一面，才确保了与众不同。我和其他人不完全一样，喜欢按自己的内心呼唤、心灵感应做事，尤其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读书、运动、旅行，最不愿低三下四、委曲求全、附和别人。
陪伴宝贝儿学习之余，4.27--5.14挤时间读完了应台人生三书：《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380千字），5月14日开始悦读应台的成名作:《野火集》(218千字)。
一边陪伴宝贝儿学习，一边读《野火集》、寻找自我、反思自我，至昨日下午读完、记完，思悟写一直持续到现在，没有尽头，永远在路上……
越读越感觉应台了不起，见人所不见，言人所未言。她对发生在周围看得见、摸得着、别人早就习以为常的具体、实在、确切的一些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情，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尽量不用词句美丽而意义空洞的语言，不用成语，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文笔朴实无华，多用陈述语言和议论语言，文字锋利有力，见解独到，观察敏锐，析理深入。
“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沉默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要为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全心全意的努力与我所有智慧的集合。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做的事太多了。”这些珍珠般的文字散落文中，让我舍不得释卷，牵着我先读为快、一读为快，秉灯夜读成为常态，在愛人无数次的愛意催促下恋恋不舍地暂时放下，心里却难以释然，梦中依然在和应台对话。
国家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对各学段各年级开设课程、授课时间都有明确要求，学校应注重教育质量而非教学质量。个别学校为提高教学质量，跨范围掐尖招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考什么教什么、不考的不教，老师随意挤占对学生终身有益、重点培育学生愛商情商、学生最最喜欢的活动课，加上学校规模大、学生课程多、个别老师拖堂等多种原因，每位老师都要求学生利用下课时间和休息时间做好预习、作业、复习，学生不得不牺牲休息时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成为奢望。
真心希望各级领导、教育人、家长朋友挤时间认真读读应台的《幼稚园大学》《机器人中学》《不会“闹事”的一代》等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反思我们的教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许对我们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台的这些文字引起我的深思，不忍独享，特分享给您，愿我们共享、共思、共悟、共得、共进：
你自己不做恶事只尽了一半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人生匆促得可怕，忙着去改革社会，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时间。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例独行的个人套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
但是，他们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的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
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觉、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做老师的只能严肃的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想开始也不可能。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做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0。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喜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凡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经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学生头发长一寸或短一寸，似乎比他脑袋里的知识来得重要，制服上多一个纽扣或少一个纽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与否要严重得多。
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的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
这种所谓“训导”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台湾地区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工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的一部一部机器。……没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学生的内在本质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样子对了就可以了。这种僵尸式的教育，实在可怕！
教育者所不能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生想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的“乖”学生，就不要梦想教育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才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智”育。
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没有人的争取与努力，当然就是梦想！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的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
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的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的去压制他？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禁暴露出执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
在一个百般禁忌的社会里，我也怀疑会有真正伟大艺术作品的产生。
我们不要蒙眼布！让子女、学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头脑去想。
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检讨，是优点，不是缺点。
……当了小学生，庆祝儿童节的意思就是站在苦热的太阳底下听校长演讲“如何孝顺父母”。
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个人不受人尊重，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社会，当然也得不到尊重，就这么简单。
……家永三郎所争取的，是日本学童探求真相、独立思考的权利，我们应该逼问自己的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权利？
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锯，前进和后退在迂回交错，价值在惊奇翻转。
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试图掩盖粉饰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不敢懈怠，不敢停顿，马上开启获得和平之桥奖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打开愛和理解的《非暴力沟通》(150千字)，以便改变自我沟通方式，让更多的人获得愛、和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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