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生：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实习期间看了纪录片《先生》，前天去图书馆意外发现中信出版社还出了配套的书。

《先生》中信出版社

纪录片一集介绍一位先生，一共十位民国先生。

民国，是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时代，可有人怀有理想。这些民国先生是千年来可以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相媲美的，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他们离我们越行越远，只留下背影，这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不管是北大的蔡元培和胡适、复旦的马相伯、南开的张伯苓、清华的梅贻琦、浙大的竺可桢，还是搞平民乡村教育的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以及学术风范、学问自由的陈寅恪……莫不与人类的教育精神息息相关，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

民国先生

蔡元培，作为北大永远的校长，在实践上，为当时的中国创造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学环境。思想上，认为学生在大学里研究学问始终是第一位的，不愿学生过多涉足政治。

胡适，自小是文绉绉的形象，给后世留下的印象也一直是典型的温良谦恭让。但他的内心一直住着一个肆意、激越的自己。他克己复礼，温和谦让，又不失豁达，彰显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胡适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胡适：“他什么都没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马相伯，前30年，献给了宗教；中间30年，致力于政治；后40年，为教育呕心沥血。他年富力强的时期，全部贡献都给了清朝的洋务事业。整个壮年生涯，他把精力都浪费在这项最终失败的事业当中。而后，他投身教育，创立了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他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寿高则多辱，而他倾囊与一个复旦大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

张伯苓，开创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最初作为私立大学，由西化教育转为实业兴学，强调学生学的东西要对社会有用，能够用来服务社会，帮助当时那个正在风雨飘摇中的中国站立起来。

梅贻琦，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也”理念，对今天大学建设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只可惜应者寥寥。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只将足迹埋在纪念馆却不能刻入时代年轮中，那么叹息也是枉然，那个时代的大学与大学中的教授与学生成为了怀念的对象，而不能再现。

竺可桢，在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开始推行党化管理，自民国以来崇尚学术自由的大学，纷纷开展反党化教育的学生运动，浙大也处于同样的境遇。这时，受邀担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崇尚自由主义，决定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实施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可以看做是对“教育独立”理念的实践。

晏阳初，被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他发起的“博土下乡”、“博士骑驴搞平教”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他专注于乡村平民教育，蒋介石看到了军队的力量，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直言蒋介石将失去中国。这是一个大陆社会至今陌生的伟人，是我们自家的圣贤。这是一个说不尽的巨人。

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的门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黍麦稷菽下工夫”与其乡村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梁漱溟，这个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的“中国最后一位儒士”，在中年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国家。后来遭到批判，问他感想，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因为对儒家思想的保护和坚守，他称为“中国最后的一位儒家”。

陈寅恪，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精髓——既有极好的国学功底，又在西方顶尖大学吸收了最先进的方法论。傅斯年评价道：“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季羡林回忆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而永光。

这10位先生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两方政治观点不尽相同，彼此间仍能以君子之风互重。在邓康延看来，先生之间的和不同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民主就是喧闹声”。

同时，这些先生们也有许多共同点。

首先，自不用说，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教育家，各自领头一所名校，倡导“教授治校”的传统。

其次，先生们都坚持学术自由、人格独立，认为学校应当与党政分离，保持学校研究的自由风尚。同时，几大校长，无论是搞大学教育的还是基础教育，都强调学生应当树立为天下公的意识。当时备受推崇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今天“赛先生”比“德先生”更有地位，但需要明白的是“德先生”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再次，胡适、梅贻琦、竺可桢等都不鼓励学生在学习阶段参与政治，不鼓励学生选择左中右作为自己在求学阶段的政治的信仰。他们觉得在学校学习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是要教会学生辨别自己的人生道路。

最后，先生们的结局都令人唏嘘。

上世纪50年代在思想领域进行的批胡运动，使得胡适的儿子写了批判父亲的文章与父亲划清界限，结果依旧被划为右派，不甘受辱自杀。

1947年，张伯苓从国外回到天津，几千人夹道欢迎。1950年，南开校庆，张伯苓作为创校校长想去南开中学参加校庆，中学方面来人表示不欢迎。当时他已经穿上雨衣准备出门，听到儿子的劝告，痛苦地脱下雨衣，不去了。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

1949年5月，浙大的墙报上出现了对竺可桢的恶意攻击，在文革中第一年就接待调查183次。此后，与1949年之前相比，他的思想在日记中流露少了，更多的是事务性记录。

1958年4月大字报洪峰，将陈寅恪批为朽骨和毒瘤，此后，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请辞不愿再授课，也曾有人劝他复课，他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

文末，以范仲淹之句作为结尾“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

黄昏时分，群鸦归巢，晚霞满天。有人在远方忧伤。永不相逢的故人年代，似近尤远，似远犹近。如果这世上还有怅恨，已经百年。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