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太平天国起义应是打破这种“万马齐喑”局面的第一声响雷吧！然太平天国的风雷来也骤，去也速。当回首向来萧瑟之处时，未免不让人心生指点太平江山，激扬天国人物之感。毕竟兴废皆人事，人可臧否，事可哀鉴！
南王冯云山是位组织型人才。冯善于深入底层，做群众动员和宣传工作。早期“拜上帝教”会众的发展成群，冯云山居功甚伟。冯云山善于调和内部矛盾，若不过早殒命湘江蓑衣渡，应会对后面诸王矛盾的平衡或调和有莫大助益。
西王萧朝贵所知不多，炭工出身，估计在炭工群体中颇有威望。萧朝贵应是位冲锋陷阵型的将才，在北上围攻长沙的战斗中阵亡。据说，萧朝贵是洪秀全的姻亲，如果不早亡，或许能一定程度上让杨秀清有所忌惮，不敢行“逼封”万岁这类的事。
韦昌辉是备受官府歧视和打压的小地主。因此他舍尽家业，加入“拜上帝教”韦昌辉给后世之人居心阴险，行事毒辣的印象。或许的确如此。在天京变乱中，韦不仅袭杀了东王杨秀清，又滥杀无辜部众上万。后来据说，又欲“逼宫”被反杀，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虽说韦昌辉没有过人的大才，但在负责天京防务方面上是得力的。若不是杨秀清凌上压下太甚，韦昌辉估计是不会铤而走险的。韦昌辉最终成为太平天国高层权斗的工具和牺牲品，属于可恨之人有些许可怜之处吧！
东王杨秀清是太平天国诸王中，唯一的全局性帅才。其组织，统筹，指挥和杀伐决断等能力，应在诸王之上。杨秀清炭工出身，不通文墨，却有杀伐决断的禀赋。按理说，冯云山才是组建拜上帝教的首席元老，而杨秀清却能后来居上，可见其过人之处。在杨秀清主政太平天国期间，太平军由池中之物，翻跃为鲲鱼入海。太平军破武昌，鼎南京，西征北伐，攻破清军的江南和江北大营，可谓盛极一时。当然杨秀清在北伐和西征中也犯有重大的决策失误。如太平军该不该于当时分兵北伐？即使是北伐，该不该才以2万之众的孤军北上呢？按历史经验和结果来看，显然是重大的战略失误。至于西征，也有明显的轻敌之失。没有派上最得力之人挂帅，如用石达开。西征军在夺取湖南时，遭遇惨败，反被对手赶退到洞庭湖，养成了曾国藩这样的心腹之患。但总而言之，在杨秀清主政太平天国期间，决策有失有得，国势整体上扬。
杨秀清既有组织、筹划和杀伐决断之长，也有骄横跋扈之短。杨秀清居一人之下的地位，于上不能甘心守人臣之职，于下不能团结同僚。由此，太平天国的高层的权斗矛盾被过早激化，而且是以最恶劣的情况之一上演，以最恶劣的结局之一收场。可谓:亲者至痛而仇者至快。应该说，天京变乱的根源在“永安封王”就埋下。过早的封王，虽一时间激励了集团内部骨干的干劲，但也造成了寡头垄断的恶果。寡头垄断的体制，又碰上杨秀清这样的权臣，后果可想而知。杨秀清者，其才可惜，其心可诛。
天王洪秀全属于才弱之主。洪秀全既无李世民、朱元璋那样的雄才，也无刘邦、李渊那样的大略。既不谙通政治，也不擅长军事。平心而论，洪秀全并不具备开国之主的才略和格局。洪秀全的才略应在明末李自成之下。以李自成的才略尚且无法驾驭貌似顺风的局面，更别说洪秀全面临的是战略基本劣势的逆风局。当然洪秀全并非无所长才，在权谋和知人善用方面还是有其过人之处的。洪秀全发展了冯云山，而冯云山对拜上帝教形成风云气候，居功甚伟。洪秀全任用杨秀清为主帅，太平军因而困龙入海，叱咤风云，形成定鼎天京的局面。在天京变乱之后，洪秀全又火线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等撑过了危局。这些都是其知人善用的一面。至于洪秀全的权谋之术，可从其驾驭诸王之上窥见一二。虽然杨秀清大权独揽，但诸王明里暗里都是认可天王洪秀全的，没有哪位王和杨秀清结为党羽。在复杂的天京变乱中，杨秀清可谓手握重兵，控制了天京，看似不可动摇。而洪秀全仅凭一纸诏书，就借韦昌辉之手消除了野心勃勃，不可一世的杨秀清。接着洪秀全又以孤掌之力诛杀掉同样是野心勃勃，兽性大发的韦昌辉。虽说天京变乱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在惊涛骇浪之中，能如此掌控局面，洪秀全不可谓权谋之术不高。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还驾驭住时不时脱缰的忠王李秀全。
洪秀全作为开国之主，显然志大而才弱了。观其诗文，多帝王口吻，俨然开天辟地，一统河山的气派。但其政治和军事等才略，远不足撑其勃勃雄心。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成也拜上帝教，败也拜上帝教。这种靠宗教迷信起事和打江山的做法，终究很难在中国成功。古代中国毕竟是儒家主导的农业文明，这是一种东方特色的世俗文明。靠宗教迷信起事，固然能有效一时，然终不可长久。如杨秀清能用“天父”下凡，威慑部众，但同样也能用此树己，犯上作乱。而且拜上帝教对绝大多数本土民众和广大的知识份子，很难有有吸引作用。长期的宗教虚幻沉浸，也把洪秀全本人带入了以虚幻代替现实的恶性局面。洪秀全沉浸于宗教理论创作和运用，用虚幻的宗教迷信解释和指导复杂的现实斗争局面。此外，太平天国的体制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过早的封王和封王制本身，造成了大权旁落，也使诸王都形成了自家的宗亲势力集团。这为天京变乱的惨痛结果，埋下了必然的暗雷。而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政教领袖，其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干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国诸王中，唯一有西方阅历的政治家。他也是洪秀全家族中唯一有政治才干的成员。在同时代的中国政治精英或有识之士中，洪仁玕是开眼看世界目光最深远的。相比同时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还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阶段时，洪仁玕已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效仿西方政治制度了。然而在“顺我则昌，逆我者亡”的内卷规则下，洪仁玕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注定只能和太平天国的命运同沉浮。反正“成王”们绝对不会用他们这些“败寇”的任何人才和政治主张的，哪怕其中有万分之一的利国利民性。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对民族精英的自我摧毁，我们甚至比任何仇者都万分果决，这是传统中传统吧！
英王陈玉成是太平天国诸王中的少壮派，是霍去病式的战争英才。陈玉成常出奇制胜，锐不可当。天京变乱后，逐渐成为太平天国的西部屏障，独当一面。陈玉成虽不是统筹全局的帅才，但是出奇制胜的军事奇才。陈玉成在得不到忠王李秀成有力的战略配合下，面对湘军的主力合击，终致兵败，被执而死。陈玉成是太平天国诸王里唯一死的不含糊的，没有对敌人抱任何幻想。大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之慨。
翼王石达开和忠王李秀成在太平天国诸王中，略有相似之处。在对手或后世之人中，评价颇高或抱同情者众。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创业元勋之一，政治上颇有仁义之名，军事上也屡建奇功。石达开既不像天王洪秀全那样迷信宗教，也不像杨秀清那样飞扬跋扈，更不像韦昌辉那样阴险狠辣。石达开属于有才略的儒将。这么一个看上去似乎完美的人物，按理说不会走出极端之举，或犯重大的战略错误。可实际上石达开的个人致命问题是不少的。前期在杨秀清执政时，石达开的诸多短处被几乎完美的避开或掩饰了。可当统筹全局的杨秀清死一死，轮到石达开本人“挂帅”当家时，他才略和性格上的缺憾就暴露无疑。
石达开主要有三方面缺陷。一、石达开性格自负和偏执。他或许觉得离开了洪秀全，杨秀清，离开了太平天国也能干一番大事。结果在只是受到洪秀全提防和猜忌的情况下，他就悍然而彻底地走出了极端的一步。石达开带领10万精兵头也不回的远走他方。这无论是对当时极其危弱的太平天国，还是对他石达开本人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种另起炉灶，分散兵力的做法最终导致被对手各个击破。下场就是双输，他本人也因此覆灭大渡河。二、石达开之才略为将有余，为帅不足。石达开离开了杨秀清的统筹全局，离开了太平天国这个政权框架。他战略上就陷入了迷茫，有如盲人瞎马，处处碰壁。有种天下之大，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说到底还是石达开本人缺乏统筹全局的战略之才，可他本人却无此自知之明。10万太平军精锐在石达开带领下越打越少，而且在清朝较空虚的南方几乎拿不下一块稳定的根据地。最后石达开还做出了帅军“入川”的错误战略决策。四川自古是“囚笼”之地，易进难出，一旦入川割据，就是早晚等死的局面，很难有争天下的可能了。石达开做出这样的战略决策，若不是其志气消沉，就是其战略眼光智短。三、石达开本人始终有一种“妇人之仁”这种“仁”在一般人身上，害处有限，可在军事家，政治家，或造反者的身上则是致命的，特别是在逆境时。在石达开的诗里，经常能看到一种“忧民忧军”的哀沉或消沉。这貌似的“仁者之心”其实何尝不是一种“妇人之仁”的流露呢？当在打回广西老家发展不顺时，他竟然有弃军回乡隐居的念头。这是得多天真才会有的想法呢？他难道不知道他已是天下闻名的“反贼”渠首吗？在大渡河全军陷入被围的困境时，石达开不想着“死地则战”竟然天真相信骆秉章这等屠夫不杀降卒的鬼话。他自投罗网到清营被剐就算了，还导致自家部卒六千人放下武器被屠杀。作为三军主帅，过于“妇人之仁”的天真，无视斗争的残酷性和人性的复杂性，真是“一将无能，葬送三军”
忠王李秀成也有仁义之名，也是太平天国诸王中才德评价颇高的一位。李秀成总给后世一种“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悲情英雄之感。李秀成和陈玉成的配伍，在江浙战场上攻城略地，可谓威名赫赫。然而李秀成和石达开一样，都属于缺乏全局战略眼光的一面之才。李秀成似乎没看明白长江中上游才是太平天国存亡的“命门”所在，而不是江浙一带。若两江，湖广在手，进可攻退可守，否则定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旦夕难保。而江浙虽然钱粮富裕，然终究属于锦上添花之地。可李秀成似乎被苏杭地区的风流繁华迷了眼，对会同陈玉成攻取长江中上游，始终未尽心力。不知是李秀成未看到战略问题症结所在，还是存心觉得长江中上游是陈玉成的地盘，因而有所保留心力。总之李秀成这样的谜之操作，最终导致陈玉成在安庆战场孤军奋战，兵败身擒。而天京西大门因此洞开，全局一时恶化。最后李秀成在苏杭经营的成果也化为乌有。
这种局面的恶化，原因固然颇多，但作为太平天国后期支柱的李秀成亦有重责。他本人的战略短视，加速了大厦倾倒。应该说，李秀成对得起“忠”字的。即使在被俘自白书中，也还在反思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他似乎也在学《三国演义》中姜维用巧计离间钟会和邓艾的做法，来策动曾国藩反清称帝。以李秀成的官位，和政治悟性，怎么可能不知道清庭不会放过他呢？怎么会指望所谓“供词”的乞怜能苟活呢？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他李秀成的生死，岂是区区两江总督曾国藩所能决定的？因而学《三国演义》中蜀亡后姜维的做法，来策反曾国藩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然而时变势异，曾国藩毕竟不是钟会，岂能着道！
抛开这样那样的阵营政治立场而论，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洪仁玕都是一时英杰，有不世出的将帅之才。这些人，若能为民族若用，抗御外侮，岂不是民族之大幸？可最终成了内斗的牺牲品。悠悠苍天，谁之过呢？又是谁之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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