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剑桥中国隋唐史》，以了解国际隋唐史研究。只能说粗略地读了一番，不求甚解吧，抓住主要问题，从宏观的角度读了读这部书，也了解了国外汉学界是如何认识隋唐史的。读毕，在知网检索，看到像谢保成先生、孟彦弘先生都有相关论文对这部书有过评析，为我们精读该书提供了思路。
《剑桥中国隋唐史》
案：充分吸收两位先生的评析成果，结合笔者所读感受，以一个新的角度介绍这部书。
谢保成先生对《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价甚高，不过也发觉了其中的缺陷。
对于该书的优点，谢老师指出有三：
其一，编写者认为这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一个长期历史发展始终是始于重新建立了中国的大一统”，“树立了中国一体化的思想，即一个领土统一的帝国的思想”；此后虽然屡有地方割据或分裂，但“终究会重新统一”，这是一个“扎实而持久的成就”
关于隋唐的历史特点，第一个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即是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海内重新统一，这也是我国史学家所公认的，同样也是崔瑞德所持的观点。
其二，6世纪后期到11世纪中国社会和生活各个方面发生“彻底的变化”，只有公元前500年至汉初的根本变化“可以相比”，由此出现了一系列制度变化。在经济方面，中晚唐是“持续到蒙古人入侵时为止的经济大变化的开始时期”。在对外关系上，唐皇朝以“比以往更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新建政权，成为“宋朝与北方邻国的对外关系的新形式的背景”。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高峰，各个方面和前代相比都有着明显的变化：三生六部制的成形、科举制的确立、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施，开明的对外政策……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期”理论，的的确确表明隋唐五代时期是一个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刻。但是，中晚唐的变化是否能和蒙古入主中原的变化相并论呢？我的观点是，中晚唐的变化虽大，但我认为宋代之变才足以与蒙元入主中原之变相比，因为宋代是一个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中国古代也有前期进入后期。
内藤湖南
其三、第四卷论述制度，着重于两朝各个皇帝及最高统治集团的活动方面，包括对皇室、宫廷矛盾斗争的考察和分析。在考察最高统治集团活动时，该书不是一般地介绍各个皇帝及其大臣的主要事迹，而是将其用于当时整个政治斗争的氛围中来叙述。
为证明这一点，谢先生举了一例： 唐玄宗一章，基本上是通过宰相的变动来反映40多年的政治风云。
具体来说：
初期， 以姚崇和宋璟为一个时代，展开对政府的政策、中央政府的改革、官员的选拔、页订法止、财政问题、反佛措施，军事改组及宗室等问题的论述；
中期，姚崇，宋璟之后宰相班子的频繁变动，结合皇室问题的再度提出、贵族的复起，叙述了宇文融崛起、张说罢相、萧嵩与裴光庭的内阁裴耀卿的经济改革以及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的“调和班子”的变化；再下面是李林甫掌权期间的内政外交，最后以“杨国忠的掌权”与“玄宗朝的终结”为结尾。
各种施政主张、各色政治力量彼消此长、相互影响的种种情况，都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同时，各种事变的前因后果，也自然而然地寓于叙事之中。
唐玄宗一章通过宰相的变动来反映40多年的政治风云，这一点我是比较赞同的，以宰相为线索梳理政治变迁，将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全部串联其中，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基于以上三点，谢先生认为《剑桥中国隋唐史》是“国外研究隋唐史的一部巨著”，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
而孟彦弘先生同样对《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价比较高，认为该书是“西方学者编着的教科书式的隋唐政治史”。对玄宗朝政治史的叙述，孟老师认为崔瑞德通过对玄宗朝宰相任用的分析，来对这一时期政治格局变化的把握，尤局精彩；比那些简单地铺陈史事，或套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所进行的简单解说，或就具体事件发表几句不痛不痒或似是而非的议论或推测要高明得多。这表明了他对当时政治理解的深度，以及对相关问题的敏锐的观察力。此外孟彦弘老师也指出《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的唐前期的政治史则侧重于朝廷或中央的政治格局，主要是围绕各倘皇帝在位时期的执政宰相及其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而裂定的相关政策及实施状况来展开的，这对于我们阅读这本书、理解唐代政局也是有所帮助的。
不过，《剑桥中国隋唐史》也是存在缺憾的。谢保成老师认为该书翻译生硬、别扭，需要再润色，章节直接缺乏协调。孟彦弘老师认为该书采用了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和概念，大量使用了诸如“社会结构”、“社会精英”、“公共工程”、“国家利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滥用权力”、“政治清除”、“行政上的延续性”、“方针路线”、“行政质量”、“人口增长和再分配”、“宫廷政治”、“丑闻”、“行政传统”、“扩张主义”等名词。这些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描述方式，有时甚至让我们感到作者给我们叙述的不是一千多年前的史事，而像是在我们身边刚刚发生的事件。对当时政治制度的认识，更充分地反映了他们所愚藉的现代社会科学对他们历史认识的影响。
孟先生举一例证明：谈到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后所面临的问题时，作者说：如果隋不准备成为另一个短命的政体，如果它要发展成一个稳定有效率的政府，还有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而杨坚也为之献出了他的余生。用政府的“稳定”与否和“行政效率”来认识政府的运作，并无不可，但一个王朝的短命与否，最重要的因素，恐怕还不是这两个方面;帝制时代的政府与政治，与三权分立和民选政府背景下的政治与政府，有本质的区别。
据以上分析，窃以为《剑桥中国隋唐史》代表了国家汉学家对隋唐史研究成果，也启发这我们研究本国历史。通晓本国历史，也了解国际如何研究我国历史，如何认识我国历史，同样是一件幸运的事！
以经学大师朱维铮的一段话作结吧：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年轻时曾问中国史学家朱维铮：“为什么中国的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先生打了一个比方： 想象中国是仅有一个窗户的房间，外国学者只能通过窗户看里面，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而外国汉学家，能告诉我们房间的位置。 从此卜正民坚定信念，在中国史研究这条道上一路走到黑。
朱维铮
参考文献：
谢保成：《国外研究隋唐史的一部巨著:〈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介》
孟彥弘：评《剑桥中国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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