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系统,一旦作品完成后就和作者没关系了。我们研究的是文本本身的审美性,比如文章文眼在哪里,上下句衔接的美感,内部组织架构的逻辑性和字词间情感的表达流畅与否,强烈与否。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品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性并不属于文学审美的范畴,它是一种超越文本的理解,是对文本的一个外部解读(下次讲什么是文本的内部解读和外部解读)。我们不应该拿文学的外部研究直接拿来作为文本解读的依据。
虽说文学作品是个独立的系统,但其创作过程确难免受到作者本身,读者和时代背景等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要想探究这些外部因素就必须借助于史料、于是很自然地就会产生诗史互证的方法。其本质就是将历史与文学相结合,更加精细地考究当时的社会状态,民间氛围,以及作者自身在当时所处的地位和经历等,为更好地理解文本提供一个切入口。
诗史互证实际上是包括了“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和“诗史互证”。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诗歌文本和历史相互对照,以求得诗歌文本真实想表达的含义,同时也借由此来对历史进行一个侧面的印证。
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取材于民间,诗歌中所反映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而儒家也认为诗歌有“美刺”的作用,“美”即歌颂,“刺”即讽刺,也就说官方写作的诗歌要展现国家的宏伟气概和国家的威严,然而官方从民间采集的诗歌就要能够反映民间真实情况,民间百姓的真实思想观念,达到让统治者时时警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目的。
近代历史学家、文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需要发现诗歌中的史料成分,并与史籍相互印证,这样才能更加真实地掌握社会面貌,对古人思想情感和当时的社会时代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是一种“文史一体”的研究机制,最有名的“诗史互证”的实例就是陈寅恪的《读<莺莺传>》。
张生和莺莺两人初遇《莺莺传》又称《会真记》,陈寅恪认为“会真”这两个字,透露出了文本形成的特定话语时期。“会真”原是由六朝时期传入,在唐朝已经普及。“真”和“仙”是一个意思,现代的仙多有褒义。而最早“仙”这个字最早用来指外貌妩媚的妇人,古代规矩甚是严格,一般女子尚且不愿意抛头露面,被其他男子形容其相貌,何况在《莺莺传》中通过文中介绍,我们可以知道莺莺是有一定家门实力的。所以“仙”这个词在男权社会中带有了一定的贬义色彩,“会真”,意思就是“遇仙”,“会仙”,不难看出其中带有一些对妇女的戏谑狎弄。陈寅恪暗指此词甚至用来形容称娼妓。
陈寅恪推翻了“莺莺乃高门女子”的论点,以这个视角出发就不难理解文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前期在追求莺莺的时候,作者痴迷于莺莺的貌美、端庄和含蓄,而在后期却羞辱莺莺“先配为丑行”,鄙视她的不能自持,动了真情,还说莺莺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倘若他日遇到富贵必然“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将他视为红颜祸水。这种话语矛盾的冲突,也许并不仅仅是出于作者本人的风流下作,更归因于世俗对社会底层风流女子的普遍偏见。
文中提到莺莺姓催,且家境殷实,作者分明是想让人联想到当时的唐朝的山东崔氏,那可是富贵堪比皇家的高门大族。在唐朝这个门第森严的社会中,作为这样云尖顶端、富贵显赫至极的高门大族之女是绝没有可能做出如此荒天下之大谬的行为,可见作者笔下的莺莺根本就是伪托高门之女,其真实身份很可能只是社会底层的风流女子。而我们现代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将《莺莺传》解读为高门之女反抗门第之见,为真爱而勇敢作为,最后被渣男抛弃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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