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并提，最早见于《论语》一书。《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自东汉以来，骈体文学逐步发展，至南朝趋于鼎盛，文人们绝大多数重视骈文文采的运用，有不少作品在这方面追求过甚，以至形成繁采寡情而缺乏刚健清新之美的弊病，由此引起一部分文人的不满，要求加以改变。
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因此南朝一些重要批评家往往提出文质彬彬的标准并加以强调，企图借此来补偏救弊。
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可以说就是以文质论为中心来展开的。最重文质二者兼备。《宗经》篇曰：“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刘勰还大力提倡风骨，有《风骨》专篇加以论述。
钟嵘的《诗品》评论也以文质论为核心而展开。《诗品序》中赞美建安时期的诗歌“彬彬之盛，大备于时”。《诗品》认为曹植是诗中之圣，成就最为理想，而对文质二者某方面有所逊色者则予以批评。
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重要文学概念。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初盛唐时代的史家与文人，继续提倡文质彬彬，这一任务终于由盛唐诗人完成。从此文质论，不再成为文论家的热门话题。
诗歌创作风气的变化，或偏于文，或偏于质，诗论者不再标榜文质彬彬了。只有韩愈、孟郊一派诗歌，作风雄健，但尚奇险，偏于质而少文。但文质兼美的原则对当今的创作仍然适用。
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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