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话用文言表达好些，用白话表达非常生硬别扭，读了一点书就有这种感觉。古代白话小说，有些地方也会用文言。我看很多白话的翻译，把原文翻译后，显得很啰嗦，很不自然，完全失去原文的庄重沉重之味。我一般不看翻译，买的书多只有原文，注释版的也不想买，妨碍我连贯读全文。为何会有文言，或曰古人纸少，墨贵，惜墨如金，文言简洁。然古人亦有万言书，数万字之传。余以前以为语言变化很快，而文言基本不会有大的变动，有其恒常性，对古今的连贯性，看看先秦与清代之文言，大体不变。故清人能读先秦之书，而先秦用白话写的则很难读了。西方人对他们一千年前的书就读不了了。子曰：“言之不文，传之不远。”还有白话有各种用语，不统一，各个地方语言不同，而文言有一定系统的语言语法，能统一，使各个地方的人皆能读。文言使所言易于朗读。又语言表达，各有所适，各有所穷，言深妙之理，非俗语所可达，而只能用文言表达，以便寻思。至于琐事，则须白话。文言尽其深妙，白话尽其繁细。扬雄曰：“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耀八纮；泰山之高不嶕峣，则不能浡滃云而散歊烝。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如果易传用白话，其将如何？
今之论华夷者，有两大害，一为纯文化论也，二为纯血统论。纯文论者，重文化而轻种族，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则元魏、元、清亦中国之矣，此长夷狄之侵，实虚无民族；纯血统论者，以血统纯正为贵，父汉母汉为贵，父汉母夷，则贱矣，父夷母汉，愈贱矣，为夷狄血统者，皆排矣，如此，唐太宗亦贱矣，郑成功亦贱矣，金日氏之世为汉忠臣，李光弼之为唐功臣，梁漱溟之为君子，亦贬之排之矣，内夷外夷不审，温夷狡夷不分，而皆排之，此为极端种族主义，与德之纳粹何异哉？今之极端皇汉是也。夫华夷，亲乎同类，故非类不近；重于文化，而染夷俗者亦贬。不许夷窃夏，而以夏变夷。不许夷之窃夏，义之严不可苟也；以夏变夷，仁之大而可及也。春秋据乱升平世内华夏而外夷狄，义也；太平世则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王者无外，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仁也。其于夷狄，温顺者施之以恩，化之以礼；狡悍者伐之以威，惩之以刑，岂皆排绝哉！为纯文化之论者，驰夷夏之防，而助夷狄之横，致患深；为纯血统论者，挑夷夏之争，而生边疆之戈，树敌多。胡可不辟哉！ 以论血统，则有亲疏；而亲之沦于夷者，则亦当贬也，故杞绌于夏胤；以论文化，则有文野，而夷之近于夏者，非可同也，故中山外于中国；以论道德，则有贞邪，而夷之附于夏者，可以许也，故金日列于汉臣。 亲疏恩也，而恩有不可绝，沦于夷者救之，使归华夏；文野礼也，而礼有可化，慕义化于夏者受之，一视同仁；贞邪道也，道有高低，夷狄之贞不比中国之圣，虽为汉臣，而不可加于汉人之上。呜呼！此中多辨，偏据一义，则失矣！
内夏外夷而不乱，根本固；以夏变夷而不狭，枝叶茂。
刘知远，沙陀之夷也，而有功于中国，与陈霸先等，鲜卑寇江南，而霸先驱之，而代梁为主；契丹入中国，而知远驱之，中原无主，兆人乐推，姑许为中国之主，权也。而主血统论者以其沙陀贬之，岂不固哉？沙陀，内夷也，契丹，外夷也，沙陀之害小，契丹之害大。逐其害之大者，则为功也。且沙陀之窃据中原，自李存勖始也，石氏继之，而引契丹为助，以灭李氏代之，重贵挑之，而契丹入寇中原，以毒生民。知远无窃夏之谋，无虐夏之毒，驱强虏于塞外，安宁中国，为兆人乐推，故暂许之。然终不可与其治中国，夷不治华，天亦终不与之，而刘氏速亡，还之于郭氏，义也。
姚戈仲，羌人也，而诫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李嗣源，沙陀也，而祷告皇天曰：“吾本胡人，因逢乱世，故为众拥戴为帝。望上天怜悯苍生，早降圣人，为万民之主。”自知夷狄之不可干中国也，五胡旋起旋灭，刘石皆赤其族，拓拔、宇文亦几灭族，夷不治华，理也，犯理者非诛于其身，则罚于后嗣。戈仲、嗣源知义知命，可不为夷狄之贤者乎！
或曰：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国，国学书法只能用于修身，如果年轻人本末倒置，以为致力于国粹就是爱国和爱民族，其实是害了国家，《资治通鉴》都背下来也打不败美国的航空母舰，这是清朝的教训，清朝读书人国学书法哪一个不比今天人强，结果呢，丧权辱国。而我们今天还大兴书法教育，铺天盖地，是错误的。年轻人，首先做理工人，闲暇读书习字修身，这才对。
余曰：君之此言可真谓颠倒本末矣！以术为本，以道为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你反成了末。都去做理工，谁搞文化教育，分工都不懂吗？晚清用了西洋的先进技术也没打败西洋，亚洲最先进的北洋舰队被日本打败，失其道也。西洋先进的科技不是凭空来的，它背后有套系统的思想理论。没有其科学，何来其科技？没有其哲学，何来其科学？术要有道为之本，术才能显示发展。浅陋的功利实用主义只会关注表面的技术。
看看孟子滕文公上：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於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
耕者术也，非道也，闻以道治天下，未闻以术治天下。汲汲为衣食之谋，而无礼教，则与禽兽何异？以浅夫俗子看，科技最实用，以禽兽来看，现成的食物最实用。而背后发明之道，购物之钱都是没必要的，没有科技，现成的食物实用。弃万物之道而取一方之术，弃千万之钱而取一餐之食，此其所以为愚也。禽兽之为人治，食可饵之；浅夫之为人役，术可诱之。许子何为不自织？君何为不自作手机？百工之事固可不耕且为也。然则救国之方固可以科技为乎？有务其本者，有事其末者，使天下人皆事其末，是率天下于禽兽也。故曰有治道者，有治术者，治道者治人，治术者治于人。古今不易之理也。
道术之辨，君子治其道，小人治其术。治其道，术在其中；惟治其术，而失其道矣。荀子曰：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樽，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孔子曰：“君子不器。”君子通于道，不局于一器，使局于一器，则艺人工人而已。君子之于技术，有所不能，有所不能，不害为君子，君子明于治道，农也，工也，商也，君子治之，使各安其位，各行其业。君子非多知多能，惟能通大本大源，大本一通，万末皆赅，大源一开，万水皆流，此君子所为大也！
荀子曰：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
工精于科技，而不可为科技之师；艺精于书法，而不可为书法之师。滞于术，游于艺也。师者，所以传道也。术也，艺也，道之所出也。大人精于道，小人精于物，精于道者治人，精于物者治于人，精于道者治天下，精于物者治一物，道精则万物莫不兼。层次有高下，则所治有广狭。此道术之辨也。
或曰：其实扯这么多。问题在于，今日的现实是什么。另一部分人重视所谓的先王之道，但是却落实不到现实中，你让他治水他也不会，你让他管工厂，也他管不了。第一部人，本身就不是本群讨论的，是本群需要对外呐喊的。第二部分人，恰恰本群的人有不少这样的。
余曰：中国科技之未及西方者，是未精于其道也！@汉服礼仪东岛主对楼上而说的，孔子也可能管不了工厂，你让大学老师去管工厂，合适吗？你让大学老师去管工厂，合适吗？各有所长，适合管工厂的管工厂，适合搞教育的搞教育。工人技术，老板管工厂，明王治国，圣贤君子教书育人，学者著书立说。奚必治水治工厂为实乎？
曰：昔日圣贤君子治一乡，乡和睦，治一国，国兴旺，辅佐天子，复归礼乐。今天就剩下著书立说的文人了。
余曰：工厂有管工厂者，你何必越樽代庖？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哲学最无用，可西方很尊重哲学，很多政治的措施，科学的发展，多是受哲学影响，为哲学推动的。西方很多哲学家不能办事，未闻西人轻之也。很多理论看起来很虚，却发明出了很多先进的器具。孔子一生未成大事，可是万世师表，为学为人可法也。马克思一生没成就什么事，可是很多共产党人的导师，理论可用也。
问：所以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儒生要行道，行道当然要先明道，但止于明道，则于世无益。
余曰：有的东西不是一定要拿来用的。只能用的东西那只是暂时的。虚实相参，偏于虚，则远于物；偏于实，则离于道。远于物，则废其用矣；离于道，则障其体矣。儒学正德利用厚生，岂偏于实用哉？王船山曰：“君子储天下之用，不求用于天下。”董子曰：“君子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义者，利之本也，本正则末茂；道者，功之源也，源明则功成。君既求实用，则何不实用之，又何喋喋与人辩？岂非空谈乎？此言针对浅薄的功利实用主义者而言，非废用也。夫用，不用于此，未必不用彼，不用于当世，未必不用于后世。然君子非以用为心，用者所以平也，天下太平，吾何用哉？其心在道，忧其道之不明，不忧其说之不用。忧不用，则孔子怨于鲁哀，孟子愤于齐宣矣。
曰：辩也可以实。不是忧用不用的问题，是为学当实。
余曰：君之所言，皆我所知也；我之言，君尚未喻也。学有虚有实，虚以为本，实以为用。但凡为务实之说者，吾知其必淫于利也。吾尝作《名实说》言之。至于道之行不行，天也；明不明，则人也。孔子之道不行于鲁，不害孔子为圣人，传之万代。孔子之道不行于鲁，不害孔子为圣人，传之万代。商鞅之道行于秦，而受刻薄之恶名，遗臭万年。吾此言针对偏于实用者而发，儒学亦讲实用，而不偏于实用。亦不要让人误会我意，弃实务虚去了。滞于实，溺于虚，皆蔽也。滞于实，则弃义而谋计其利，而廉耻丧矣；溺于虚，则绝物而孤守其心，而人事废矣。滞于实，则弃义而谋计其利，而廉耻丧矣；溺于虚，则绝物而孤守其心，而人事废矣。君子务其本而齐其末，明其虚而用其实，则人道正而万事理，岂若异端俗学之敝哉！
按裙子，古代男女皆穿裙子，后独为女子穿，长发，古代男女皆留长发，今独为女子留，丝袜，西欧古代上流男子穿，后成女性之物，何也？于此而观古今之变矣。
中西服饰文化之差异：中国传统尚宽，西方尚紧，中国以宽衣博带为美，西方以紧裤为贵。观中国上流人士，多宽衣博带，长袖飘飘，西方上流贵族则多穿紧身裤，后发明丝袜，丝袜尤贴身紧身者也。宽衣者，宽博之意也，以无虔鸷，紧衣者，其何意哉？熊十力曰：“西洋人尝有一种猛厉辟发之力，随在发见，若不可御者，与吾人性情大有不同之处，且自古已然。往岁曾见希腊人物画及吾西汉人物画像，较其气象，吾信中西人由来便异。希腊像为人踞地作势，纵身欲前，如鸷鸟之将举，其活泼泼的，富有生气，生龙活虎犹难喻之也。西汉造像若昂首天外，挺然独立，此种超然岸然之风度亦自可贵，而绝不现猛兽鸷鸟气像，此其异西人处也。”此中西民族性之差异也，而衣服亦以异哉？近世西化，西衣流行，中衣弃之若赘。乐西衣之紧身而便也，中衣宽则不便运动。然古人之作衣裳，岂好为不便哉？盖有礼乐之意，洁齐，礼之严也，宽松，乐之和也，气通于内外而不塞，行顾于前后而不肆，岂徒遮体御寒而已哉！中国之圣哲有涵容万有之气象，西人无有也。亦以中国之地大物博，自给自足，而不汲汲于食居，安居乐业，故尚宽衣；西洋多面临海洋，常有自然灾害，多国竞争，惴惴不安，而尚紧衣耶？西衣诚便，其礼也简，然其弊也至于苟；中衣或不便，其礼多繁，其弊也至于拘。折中于二者，以为新制，乃为后之圣人乎？然礼之简也，为不及，礼之繁也，为过，繁可削也，简须补也。仲尼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吾曰：西一变至于中，中一变至于道。
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有谓管仲之于子纠未成为君臣者，子纠于齐未成君，于仲与忽则成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从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毛、偃为重耳之臣，而仲与忽不得为纠之臣，是以成败定君臣也，可乎？又谓桓兄纠弟，此亦强为之说。
论至于尊周室，存华夏之大功，则公子与其臣区区一身之名分小矣。虽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谓之无罪，非也。
——顾炎武《日知录》
顾氏知春秋大义者也，而为贞士，拒仕清廷。元末士人多有不辨华夷，为垂亡之蒙元死忠，蒙古已逐去塞外，尚有随之者，甚哉其愚也！忠于夷狄，其忠也甚丑矣！孔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吾曰：忠合于义，心可尽也。忠信皆当近于义，合于义，方可许之，忠于暴君，忠于盗贼，忠于夷狄，非合义者，且与义悖者也！
华夷大义不明，民族意识的缺乏，使宋明相继亡于异族，出了那么多为虏作伥的大汉奸。洪武开国，驱夷狄而复华夏，至正也，乃攘夷大义不显，蒙元之恶不彰，贤如宋濂、刘基修《元史》，乃徇恶美夷，蒙元若无罪而亡，何姑息于夷狄而忘宋灭之耻？宋刘之辅臣且如此，而况其他乎？岂所以为训后世哉？故明复亡于满清，不知诫也！苟晓明于华夷大义，则耻臣夷狄，何乃为虏作伥，以灭华夏？晋之汉人虽有降夷，为夷出谋效力者，然未若宋明汉奸之卑劣，如刘秉忠，吴三桂之为鹰犬。王猛仕前秦，而临死劝苻坚勿伐晋，犹以晋为正朔所在，崔浩辅魏，为拓拨谋臣，然于其趁刘裕死伐宋则劝之勿伐，修《魏书》直书鲜卑拓拨入寇之恶，而受赤族之祸，其与吴三桂、洪承畴、宋濂辈相去远矣！
晋之汉人，尚有血性，基本良知未泯灭也。如冉闵被擒，犹直斥慕容俊：“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思篡逆，我中土一时英雄，何不可作帝王耶！”周唬每见苻坚，或箕倨而坐，呼为氐贼，尝值元会，仪卫甚盛，坚问曰：“晋朝元会，于此何如？”唬攘袂厉声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拟天朝！”皆蔑视强虏也。
桑维翰之劝石敬瑭之称臣割地于契丹，而宋人有称其贤者，王船山斥其为万世罪人，其论曰：“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彊，而知李从珂之浅輭无难摧拉，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从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
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瑭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雠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余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己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以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姑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终始重贵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祸，习为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
延广之不胜，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谋彊，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徼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义问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于宋者，刘知远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与！”
毁夷夏之防，导夷以乱华，是为万世之罪人，比祸国乱政的奸臣更可恶，其罪更大。船山定桑维翰为万世罪人，明春秋大义，夷夏之义至严不可违，韪哉其得春秋之法也！春秋之于染夷俗之诸侯则狄之，与夷狄盟者则贬之，而况裂夷夏之防，助虏为伥，导夷乱华者乎！定为万世罪人，覆载不容，最不可赦，如刘秉忠、范文程之佐元清以灭宋明，皆万世罪人也。（刘、范、吴、洪之佐元清以灭宋明，成亡天下之祸，比桑维翰罪更大）果皆如船山如此定罪，则为汉奸虏伥者惧矣。
佛耶皆言善，而佛之善为愚善，耶之善为伪善。伪善由于不诚，愚善由于无知。弊在远人而崇天，混一切人物善恶。
佛教使善人愚，恶人伪。
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中心，儒家以理学为中心。毁理学，即毁儒家，毁儒家，即毁中国文化。理学，即儒家义理之学，义理之学为根本。理学之名虽自宋始，而理学之实自孔子以来即有之矣。如儒家之名自汉始，岂谓汉以前无儒家乎？以实，尧舜文武周公皆儒也。尧舜文武周公以理经世，孔孟程朱以理明道。孔孟以后，惟宋明儒最能重视义理之学，绍述孔孟微言大义，通其大本大源，故以理学名，以实则理学自古而有之矣，惟程朱能光大详明之也。汉儒之泥于制度，清儒之专于训诂，虽为儒学一部，而未窥本源也。孔孟以后，能窥本源者，得大体者，周张程朱船山六子也。儒家经典，中庸、易传、大学、论语、孟子详于义理，宋明儒重之，而绍述之，发扬之。六经，易为义理之学，诗、乐文艺之学，书、春秋、礼制度之学，而易为群经之首，中国文化之本源。易之理，孔子发之，而作《易传》，此理学之始也，继之者子思、孟子，孟子以后，程朱诸儒也。孔子，始祖也，程朱，祖父也，尊始祖而毁祖父，可乎？汉唐之儒研究易经，多为象数，宋明儒之研究易经，颇明义理。
牟宗三曰：“宋明儒所讲习者特重在内圣一面。内圣一面在先秦儒家本已彰显而成定型，因而亦早已得其永恒之意义。此本属孟子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是求之在我者也’。此求之在我者，实是儒家最内在的本质。经过宋明儒六百年之弘扬与讲习，益达完整而充其极之境……无论如何，宋明儒之弘扬内圣一面并无过，衡之内圣外王之之道之全体，谓其不足可，诟诋之反对之则不可。” 然哉斯言！宋明儒发扬内圣之学有大功，绝不能抹杀。宋明儒之弊，惟于外王不足，而性理内圣之学，岂可舍宋明诸子也？责其不足，可也，诟诋之，是不知道也，反对之，是反根本也，叶适反对之，不窥本源也，清之汉学家诟诋之，适见其陋，而滞于考据之末也。其见识境界远逊宋明儒。宋明儒之不足，吾辈当补之，而不可轻毁之。
现在所谓“时代社会进步论”混淆且颠倒了是非善恶美丑。但为徇时，而不分是非善恶美丑。随波逐流，名曰和光同尘。追逐时尚，美曰与时俱进。恢复祭祀典礼，谓之封建落后；复兴大雅，谓之不合时宜；特立独行，谓之脱离大众。如其所论，合乎俗者，方为亲民，而不计俗之厚薄美恶；同于时者，则为进步，而不计时之向上堕落。此论不辟，正道难立，礼乐难兴，风俗难正也。凡中国之经典，不可谓之古物而置之；华夏之文化，不可以进步落后而判之。夫器物则有古今进步落后，经典文化无古今进步落后。器物判先进落后，文化学术风俗当分优劣精粗美恶。盖以唯科主义，一切以先进落后判之。而文化文明非科学可以盖也。
顾炎武曰：“经学之外无理学。”顾炎武重视经学，而轻理学，讳谈性理，重视传经，而忽视传道，以王通、韩愈虽为大儒，无传经之功，则不得入祀孔庙，何其偏哉！然周子，二程皆未传经，亦不得祀孔庙耶？且道，本也，经以明道，能传道，则经在其中，而传经，未必能明道也。传道之儒高于传经之儒。顾氏盖欲矫宋明儒空谈性理之弊，而倡博文经学，然矫枉过正，启清代汉学之蔑心禁理，乃以考据反理学，诋毁程朱，轻蔑宋明，其流也至于鄙陋，其弊更甚于心学。明末三大儒，惟王船山较圆通中正，反思宋明理学而未反对理学，修正而集其大成；重视经学而未泥于注疏，扬弃而开其新面。强调经济，亦重言性理，以实矫虚而不滞于实，言性言道而不蹈于空，言性理者无罪，弊在玄虚而荡，情识而肆，顾炎武因其弊而反对言性理，岂不鲁莽灭裂，因噎废食乎？船山则不然，非若炎武以经学反性理，而以性理正性理，修正程朱，宗师横渠，批判陆王，祖述孔孟，而卓绝古今，其学大醇而小疵。顾黄与之齐名，以实则顾黄不及船山也远，非可等量齐观，三大儒，当折中于船山。
清代汉学家皆宗汉儒以反宋儒，标榜汉学经学以反宋学，理学，耻谈性理，以博文自诩；诋毁程朱，以郑许为师。理学家方东树疾之，著《汉学商兑》卫程朱以斥汉学家之陋见，有理有据，可谓不错之书。
以汉儒反宋儒，譬如以矛攻盾，导儒家以自相残杀，而酿焚坑之祸。其标榜汉学经学，亦未足以尽汉学经学，汉儒岂限注疏训诂，亦有贾董之策论。经学以经世，清之汉学家不过考据小学，在故纸堆里用功，岂足以经世耶？抹杀宋明儒明道之功又无经世之能，讥宋明理学之无用，不知其学之无用百甚于理学，当清末之变革，这些汉学家或只抱残守缺，或锐变为反孔反儒之先锋，毁坏中国文化之凶手！
东树愤叹曰：“道隐于小成，辨生于末学，惑中于狂疾，诞起于妄庸。自南宋庆元以来，朱子既没之后。复有巨子数辈，蜂起于世，奋其私智，尚其边见，逞其驳杂……务反朱子。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逮于近世，为汉学者，其蔽亦甚，其识益陋。其所挟，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鹜名而已。”
其私心盖欲推倒宋儒而代之，岂真尊汉儒耶？利用汉儒以反宋儒耳！名曰卫道，实则叛道。佛老异端不辟，乃以辟异端者辟宋儒，比程朱于杨墨，谓之洪水猛兽，岂非操戈入室以相残哉！不足以比汉儒，何足以代宋儒？使汉儒见之，亦岂与宋儒相仇哉？
批判汉学家“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其去经也远矣！”中其弊也，熊十力以亦有清儒自负讲明经学而经学亡之论。
明儒冯少墟就有“操戈之学”之说。冯少墟先生曰：“夫学一也，有异端之学，有越俎之学，有操戈之学。何谓异端之学？佛老是也。而佛氏为甚，二氏非毁吾儒不遗余力，乃巧于非学之尤者，而讲学者多误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谓越俎之学，吾儒讲学，所以明道也。讲间惟当泛论道理，如孔子论明徳新民，子思论天命率性，孟子论夜气性善，皆是泛论，何尝着迹。譬如白日当天，在在皆其所临照，时雨霑足，处处皆其所润泽，非专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无论居官居乡，当讲学日，不得议及他事。论及他人，方得讲学家法。不然是以议事当讲学，以论人当讲学也，不几于越俎而失体哉？何谓操戈之学，吾儒学问当以孔子为宗，而顔曽思孟周程张朱皆诵法孔子，后学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学当以孔子为宗，而周程张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学千里矣。以周程张朱为非，以孔子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则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独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为宗则可，以孔子自任则不可，即此一念，去学万里矣。况此心一贯其势，不至并孔子而非毁之不已也，又何以为宗孔子耶！世之非学者方且非毁宋儒，而我又从而附和之，不几于操戈而入室哉？盖异端可驳也，而以驳异端者驳时事则为越俎，异端可辟也，而以辟异端者辟宋儒则为操戈，此尤人情之异流，学术之隠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呜呼！不讲学者，无论即躬行讲学，毅然以圣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学者借为口实，其所关系不小，异端之病，余于录中已详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则未之及也，因书此与同志共戒之。”
清代汉学家尤为操戈之大成，攻诋宋儒，朱子，无所不至，而理学衰，考据末学在清代畸形发展，愈趋鄙陋。读此，吾叹冯子虑之远矣！以辟异端者辟宋儒，譬如以攻小人者攻君子，以杀仇人者杀父兄，岂不悖哉！岂不悖哉！导儒家内部自相残杀，捣毁儒家根本，酿就五四文革反孔反儒之祸，清代汉学家之罪大矣！
操戈之学，其害且甚于异端，异端之攻儒，未触及根本也，操戈则入室，或伤及根本矣。方东树谓之“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虽为过激之论，亦有由也。外面反儒者，诚为儒家之敌，内部被儒名而反宋儒者，亦当虑之。一为外敌，二为内贼也。
当今亦有不少标榜先秦儒以反宋儒者，反宋明理学者，谓宋儒宋明理学误国，程朱歪曲经典。打着孔子旗号压倒宋明诸贤，标着四书五经签名诋毁先儒，与清代汉学家无异也。清代汉学家借汉儒以反宋儒，借郑许以攻程朱，此则借先秦儒以反宋儒，借孔孟以攻程朱，所借名头更大，恐其害更大，不能不虑也。此类人不足以兴儒，只会让儒家内部自相残杀以至毁灭！
熊十力《读经示要》亦曰：“清儒（专指汉学家），之流毒最甚者，莫如排击高深学术一事。夫宋儒心性之学，远承孔孟……宋儒失处，不妨弹正，而绝不可一味轻薄，一盖屏斥。清儒徒以考据之业，不知天地间更有甚理道。遂乃悍然诋毁宋学，若非灭绝之不可者。夫六经广大，无所不赅，而言其根柢，必归之心性。自汉以后，此意久绝。宋学确能续此血脉。何忍轻毁？又何可轻毁？心性之学，所以明天人之故，究造化之源，彰道德之广崇，通治乱之条贯者也。此等高深学术，云何可毁？人生如果完全缺乏此等学术之涵养，则其生活无有根源，而一切向外追求之私，茫然纷然，莫知所止。人生永无合理之生活，不亦悲乎？清儒反对高深学术，而徒以考据之琐碎知识是尚，将何以维系其身心？何以充实其生活？民质不良，至清世而已极。士习于肤浅，无深远之虑；逞于侥幸，无坚卓之志；安于自私，无公正之抱；偷取浮名，无久大之业；苟图嚣动，无建树之计；轻易流转，无固执之操。苏联革命，十年而已大强。吾国自清末以来，只见腐败势力之逐层崩溃，而实难言革命。人材衰敝，乃至于斯。盖自晚明诸子之没，将三百年。而士之所学，惟是琐碎无用之考据。人皆终其身而无有玩心高明之一幾。学则卑琐，志则卑琐，人则卑琐。习于是者，且三百年。其不足以应付现代潮流而措置裕如，固其势也。严又陵曰：‘学术之敝，至于亡国。’吾于清代汉学风会，有余恫焉。此等风会，于今犹烈。国内各大学文学院，及文科研究所，本当为高深思想之发生地，而今则大都为无聊之考据用事（现在也是，究心理学者甚少），士之囿于时尚，而无独立创辟之智与勇，非三百年来汉学积习锢之者深欤？夫汉学家，大多与朝贵为缘，故思想不得开拓，而以无用取容。儒学精神，至此剥丧殆尽。而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比拟耶？晚世学人好为影响之谈，理不求其真，事不究其实，此可戒也。凡考古之学，与夫古籍训诂名物等等之考核，在学术界中，本应有一种人为之。其有助于吾人稽古之需，功自不可没。然万不可谓此种工作，便是学术。且踣击一切高深学术，而欲率天下后世聪明材智之士，共趋于此一涂。锢生人之智慧，陷族类于衰微，三百年汉学之毒，罪浮于吕政，而至今犹不悟，岂不痛哉！”
其责汉学当矣。清代汉学家见识境界皆不高，蔑心禁理，甚为过矣！宜其修身人格风骨远逊宋儒也。今之批判理学者多，而反思清代汉学家者少，至今不悟，此文化复兴所以难也。余以为蒙灭宋，百年而驱逐蒙古光复之，满清入主，至于三百年，既满清之鸷，亦由理学之衰，汉学流行也，人多以考古今，辨真伪为能，孰以明华夷，辨义利为事？则久不光复也。
网友苏门之登谓余曰：近读欧阳修与石介书，得"自许太高，诋时太过"二语，余深以为然。细思之，此不特古人之病也，亦今人之病也，而余亦常病诸。盖自许太高，则人以为傲，诋时太过，则世以为狂，将讪笑我也，将觝拒我也。抑又思之，读君之文章，汪洋恣肆，不绝如江河，震撼若雷霆，痛快则痛快矣，然不特诋今人，亦深诋古人，触时讳，犯众怒，虽快意于一时，奈众人之切齿怒目何？我既钦服于足下之学问，虽道远不便当面奉教，然私心已奉君为师，心既有所忧，不敢不坦言于师前，万望勿罪！
余曰：人当以圣贤为志，不可以圣贤自许，一自许则自傲，而不见己非；一自许则自足，而不复进步，为人为学之大忌也，常戒之。夫诋者，毁也，毁者不实，某岂诋毁人哉？皆有依据，非凭空谩骂，无实之罪，某不受也。所为或有批评斥责之辞，辨是非也，穷理则辨是非，惧非之倒是也；别正邪也，崇道则别正邪，恐邪之干正也。君子好善恶恶，好善则崇圣贤，崇圣贤则疾奸邪。好善而不恶恶，是好善不足也，则或纵容恶人；恶恶而不好善，是逞愤怒，则或有伤和气。表彰古今圣贤英雄，因于好善也。岂好与古人为难哉？尚贤则恶不肖，斥不肖而表彰圣贤。余于古人有所不满，非诋毁也，恶其流毒后世也；于时代有所不满，非否定也，欲改变时代也。恶其流毒，而惩之以为诫；改变时代，而欲开太平之业。非为愤青，为批判而批判，不惜为矫激之论，发泄其不满，痛快一时，而不顾其流弊之害于后世。批判现实，为改造现实，非以时代无望，世人皆不足有为，皆不可为善。某虽痛时，然犹寄复兴之望，期贤圣之出，岂诋时哉？见有人谓时之堕落不可救，人皆庸恶不可为，举世无人才君子，某则辨之，以为如此多之人，岂无英才，高人或隐，众人不识也，岂可目空一切，断无贤者乎？而对于批时，怨时而及传统，亦屡辨之，不可以不满迁于古人，迁于中国传统文化也。且君子忧道之不明也，不忧己之不容也。惟恐人之不容，则有真理不敢言，其为己则善矣，其为世则谬也。则或媚世媚俗以取宠，某之所耻也。
曰：我曾看你空间里的文章，见你和人论战，虽然你辩才无碍，但人家人多，不能不为你担忧，既然你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也就不在劝你了，只希望你善保尊体，须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光有学问还不够。
余曰：所为辩论，不得已也，岂好辩哉？卫道，恶其言之悖理。恶其非毁圣贤。见此道之正，不能不卫；明此理之是，不能辨；崇圣贤之德，不能不护。昔者亦有人以此言于我，吾答曰：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辩杨墨执一之失，折告子仁外之蔽，斥许行同耕之伪，辨墨者为二本无分。当此异端横行，邪说歪理蔓延之时，君子安能沉默无辩？辨偏邪之理，明中正之道，君子之任也。君子于大是大非前必辩，惧大义之亡也，大义不可不严；于似是而非处必辩，虑理之乱也，至理不可不明。
当今需要如孟子，王船山这样富有雄辩的儒者。异端横行，歪理充斥，不能无君子之雄辩以距之也。杨墨盛于战国，孟子辞而辟之，孔道以明。宋儒言孟子有英气，谓英气甚害事，孟子一书多辩论，颇露锋芒，英气之所在也，英气于学道有妨，而攮斥异端，放淫辞，息邪说，须如此英气。孟子当战国异端横行之时，不得不如此，使孔子生于战国，亦不能无辩论，惟孔子辩论更全而已。所谓冲和温润圆融，于仁也，义则严厉斩截方正，不可模棱两可，不辨是非。子温而厉，亦非一味温和。而其曰：“见义不为，无勇也；非其鬼而祀之，谄也！”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亦岂非斩截之言？一味温和者，乡愿也。
君子好善恶恶，其于善人善言，温煦如春风，仁道以和而亲；于恶人恶言，严厉如夏日，义道以严而敬。仁如春生，义如秋杀。仁道须广，义道须严，仁道不广，则有偏党；义道不严，则有姑息。韩愈曰：“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于仁言之。仁义之人，其言亦凛然也，霭如而可亲，凛然不可犯。有人知仁不知义，则胥成迂缓软弱，能包容而不能分辨，则只为糊涂肤浅。
君子之仁言霭如风之和煦，君子之义言凛然日之光明，其仁言为生气，非疲软之气，义言为正气，非戾杀之气。凡仁义本于中正，必以中正用。中则有立，正则无失。
曰：我固尝言君有圣贤精神，今观之果然。孟子，圣人也，然昔亦尝为人诟病，以为迂阔，远于事情，今观之何如哉？第世人多浅见耳，只顾及耳目之前，罔恤百年以后，君陶令之后人，高洁同也，义勇则过之，吾深相钦敬，君请勉焉，善保尊体。虽千万人吾往矣，言犹在耳，昔尝闻之，惜未见，今于阁下见之，幸也。吾怯而不能，人能之，不秉公而论，又从而非议之，吾过亦大矣，愿君稍贷。君之论如汤沃雪，如火燎发，如醍醐灌顶，顿开我茅塞，脱有疑，犹将直言不讳，以就教于先生，先生勿以为不敬，诲我如今日，幸也。
余曰：不敢当，孟子论大勇，自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智也，养浩然之气，勇也。此勇非匹夫之勇，非血气之勇，乃义理之勇。此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义理明，守之而不失，虽千万人而必往，君子之信道笃而自知明也，非师心自用，一意孤行也。义不明，则心有所惑，有所惑则不自信，而勇不足矣。仁智勇，三达德，仁以守道，智以明道，勇以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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