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当初父亲如果没有奔赴诸暨下乡支农,他的人生会是怎么样?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即便如今古稀之年的他白发苍苍,佝偻身躯,缠绵病榻,魂牵梦萦着故土,那本红色户口簿上依然是诸暨市公安局的大红印章。
1知识青年下乡去
1943年9月,父亲降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浙江建筑设计院的高级设计师,祖母是音乐教师。
1947年,祖母离开祖父去了台湾。不久之后,祖父也另娶了继祖母。父亲的原生家庭就此彻底分裂,时年四岁的父亲和六岁的姑姑被一起送到曾祖母处,由她老人家养育。
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普遍差,好在祖父工资尚高,月工资近百元,虽然担负着两个家庭的生活用度,却一直勉力培养着父亲和姑姑读书学知识。
1961年7月,父亲在浙大附中高中毕业。此时祖父已年迈,祖母远在台湾更是杳无音信,双亲对父亲的前途都无法顾及。
高考未中、前景未卜又待业在家的他闲来无事,在我姑婆所在居委会做些文书工作。
当支农支边的号角在全国大地吹响的时刻,作为居委会主任的姑婆第一个想到了他的侄子也就是我的父亲。
姑婆的想法既基于一个社区主任的立场,又饱含了一位长辈的私心。理由也是一分之二,一来响应革命的号召,二来锻炼回来有了工作履历可以找份好工作。
在姑婆的极力推荐和动员下,1963年5月16日,作为首批支农的知识青年,二十岁的父亲怀着燃烧的革命热情,带着一纸户口迁移证明,从杭州来到了浙江省稻麦原种场,当时诸暨县一个近郊的农场。
2农村生活初体验
农村的生活与城市有着天壤之别,面临的困难和清苦在所难免。
“稻麦原种场”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农场,为省农业厅研究试验稻麦种子。整个农场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种田、养猪”四个字。
父亲新来乍到,一切从头学起。
老职工们正在开垦荒地,挑烂泥,填池塘,割麦子,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彻头彻底的农民生活。
可是这些,对于一个来自城市的肩不能提、手不能挑的书生却是严峻的考验。
割麦子,不善于用镰刀,几天劳作下来,小手指血肉模糊,嗒嗒滴血。
挑烂泥,深一脚浅一脚在池塘里走,一不小心脚下一滑,连人带挑担摔进烂泥地里。
开垦荒地,每天用锄头挖土,双手都是血泡。
有多累、有多苦、有多难只有自己知道,更可怜的是还挨饿,填不饱肚子。
在那个煎熬的岁月里,父亲尽管度日如年,心中却有个信念支撑着他,按照“先下先上”的返城原则,先下乡的先返城,很快会轮到自己返回杭州。
谁知道“理想很美好,现实太骨感”,当漫长的一年终于熬到头,才发现哪里是个头啊,明明才是开始!
3参军之路可返杭
四年的务农生活,折磨得父亲无日不想回家。然而归途对于农民子弟,想要鲤鱼跳龙门,除了高考和参军,别无他路。
父亲几番打听,了解到去部队服役后,凡排长以上职务退伍后可以返城,普通士兵也能在诸暨重新安排工作。
想到可以回杭州,为了回杭州,再大的困难也值得去征服。
1967年底,说走就走,父亲报名从军,被安排到安徽潍南的部队服役。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新的一个四年,在安徽的日子里,父亲一边思念着亲人,一边翻着日历倒数着归期,靠着这种精神食粮,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盼到了退伍返程的时刻,1971年年中,父亲仿佛看到故乡的云在向他召唤,归来吧!
4又回农村死了心
万万没想到,退伍的结果,是他的战友、一个小排长欢天喜地地派回了老家杭州,而我父亲则垂头丧气地被打发回稻麦原种场去。
原因却是一言难尽。
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军人退伍的安置政策就像时局一样,说变就变。
参军之前是“重新安排工作”,等到退伍却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父亲欲哭无泪,却不得不接受老天的安排,又回到了背负“种田、养猪”使命的诸暨城郊的稻麦原种场。
这一次,父亲向命运之神低了头,在历练多番磨难之后气馁了,不再抗争。
即将跨入而立之年的他剪断了返杭的执念,毅然决然地把杭州的房子交还给政府,并且迅速地娶了来自边远深山的母亲为妻,在诸暨安家落户。
从此父亲作为户主拥有了一本红色的户口簿,把自己视作真正意义上的诸暨人!
婚姻生活是父亲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幸福与否,就像穿鞋一样,只有自己知道。
父亲遇到母亲也许是幸运的,母亲年轻漂亮,勤劳节俭,在当地农村是值得称道的好女人。
父亲遇到母亲也可以说是不幸的,母亲因为家里穷苦,连小学都没钱读,所以文化程度低,加之脾气暴躁,与父亲在思想上很难有共鸣。
他俩与其说是一对“琴瑟和谐”的伴侣,不如说是两个共度苦难的战友。
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年少记忆当中,父母吵架不断,母亲一生气就喝酒、摔碗、掀桌子,父亲则呆立一隅,吞云吐雾,借烟消愁。
母亲大抵是来源于她原生家庭的暴戾脾气吧,尽管她很珍爱这个四口之家,然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对丈夫疾言厉色、横眉冷对,对子女稍有不满也是非打即骂、棍棒伺候。
婚姻生活不美满也就罢了,工作也是差强人意。父亲从部队归来之后,大概是受了严重的心理打击,日渐憔悴,一个175高的男子汉,体重却只有120上下,并且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
这样的羸弱身体,来应付农场的种田割稻挑担这些重体力活显然是不堪重负。母亲因此时不时要抱怨,毕竟不会干农活在农场这样的工作环境确确实实是场灾难。
可怜的父亲在体力上跟不上,在精神上倍受折磨,这种滋味怎一个“愁”字了得?
工作不如意,孩子也不省心。弟弟于1980年出生,天生就体弱多病,每个月发烧、抽搐需急诊的病况毫无例外会发生,严重的时候还要住院治疗。
由于弟弟属于“超生”(单位已发放准生证),从他出生那日起连续15年,单位一直对父亲进行每月5元罚款。
当时父亲的工资才33块,又要养家又要给弟弟看病还要交罚款,可想而知,家庭经济是怎样的窘迫!
父亲的烟瘾随着各方面压力的沉重而逐年加大,最夸张的时候,一天要抽五包烟,可谓烟不离手。
长年累月的抽烟,直接导致他的肺功能慢慢地衰弱下去,他的身体更加瘦弱,时常一边抽烟一边咳嗽,背也越发地驼了!
不说生活清苦经济困难每月接不上粮,也不说家庭不和睦每每鸡飞狗跳,更愁苦的境遇是父母双双同时下岗。
下岗后,没有了经济来源,怎么办啊?为了养活子女,父母承包过农田,做过零售小贩,批发过水果,在菜市场卖过活鱼……
为了生活,各种能挣钱的法子都尝试过!夫妻俩双双负重前行,坚信着岁月静好的未来。
5血脉返程聊慰藉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二十余年,我和弟弟先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
因为成绩突出,我在学校获得了珍贵的进杭红卡,即杭州市人口控制办公室发的准入证,很幸运地被一家杭州的单位录用,从事技术员的工作。
造化弄人,父亲用了半生的努力,得不到的杭州户口,却在他的女儿身上实现了!
并且,政府考虑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巨大贡献以及大量在乡村落户生根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人性化的知青子女返城的政策,我弟弟也可以返杭。
然而,弟弟考虑到各种原因,最后选择留在诸暨陪伴父母生活。
6古稀老人心归去
“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父亲七十有五了。在诸暨居住已有47年。
在这些年中,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如今的诸暨早已不再是乡里乡村,早在2013年就居福布斯中国最富有的10个县级市排名第2位,是浙江省首批科技强市,浙江省首批教育强市,离杭州也仅是一小时车程。
垂暮之年,尽管父亲心中时常挂念杭州的姐弟亲戚,但城市的发展,巨大的变化已逐渐驱淡曾经强烈回杭的心情。
反而是作为子女的我们,考虑到父亲近来身体每况愈下,去年罹患癌症,动了手术,前不久又脑溢血抢救住院,为了方便照顾老人,我通过置换,购得房产,待交付后,即可将父亲的户口迁入杭州。
父亲,终于可以不再通过电视里的播报了解杭州的天气,亲历杭城的春夏秋冬,亲闻乡土的味道了。
人生可以去的地方很多,可以回的地方却很少。
年少时曾经做过许多的梦,梦里要去很多的地方。
曾经跟着呼啸的时代,走向远方,生怕错过了每一场考试、提案以及聚会,可当倦了的时候,回过头,却发现故乡成了去不了的最远的远方。
有人说得对,回不去的才叫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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