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曹聚仁去世前夕在病榻上坚持悬腕写作
“十九大”召开在即，全国上下，热切关注。作为一名多年致力于两岸密使曹聚仁先生研究的民间学者，对两岸如何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尤其关切。众所周知，为了两岸和平统一，从解放初期，两岸国共两党的领袖毛泽东、蒋介石，本着民族大义，一笑泯恩仇，就曾在打打闹闹中，进行不同方式的接触，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两岸问题，拖延将近70年，至今仍处于两岸分治状态，令国人无比的遗憾。近一二年中，“台独”势力抬头，愈演愈烈，令人揪心，个别国家，居心不良，背后作祟，为台湾撑腰，致使台湾与大陆统一问题，久悬未决。两岸统一问题，不能无限期搁置，应本着两岸发展为前提，两岸共同携手投身于中华民族复兴大计。所有炎黄子孙，都有责任与义务为此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共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大陆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理应在“十九大”后的五年中，担当起这一伟大使命，给两岸人民，以及海内外所有的炎黄子孙，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众所周知，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曹聚仁先生，作为一介书生，为了民族大义，不计个人得失，从上个世纪50年中期开始，孜孜于两岸统一大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聚仁先生二十年如一日，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竭尽全力。1972年7月23日，他赍志以殁，在澳门含恨离世。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应邀回国采访与商谈国事，往返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毛主席曾两次接见过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触更为频繁。根据主席意见，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张治中将军、邵力子先生等，与曹聚仁先期商谈，他最后出面。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曹聚仁，夜宴于颐和园。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聚仁的报道，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意义深远！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并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给蒋氏父子。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直到1972年7月23日病逝，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没能亲眼看到两岸和平统一，可谓遗憾终生！
曹聚仁逝世后，毛主席与周总理，都极其关注！周总理委托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在港澳成立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公祭曹聚仁！周恩来总理，盖棺论定地评价曹聚仁为“爱国人士”，并为其墓碑定稿：“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安排曹聚仁亲属，赴港料理后事！其骨灰得以带回大陆安葬，叶落归根！在特殊时期，事情的来龙去脉，鲜为人知。他的爱国事迹，也一度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
深受乡贤曹聚仁爱国精神的感染，我义无返顾地投身曹聚仁研究事业，先后二十余年，搜集资料不计其数，采访名人数以百计，发起重修了曹聚仁故居，举办了一次又一次纪念活动。随着采访的进行，研究的深入，文章的发表，曹聚仁的爱国事迹，逐渐广为人知！
1999年7月5日，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先生，在其北京家中，热情接待了我！我就曹聚仁研究相关事宜，对他进行了独家采访！之后，整理成文，以《周恩来为曹聚仁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为题，发表在1999年7月28日的《中华读书报》上。罗青长先生，还应我之邀，亲笔题词，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曹聚仁先生的评语：‘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周恩来总理对曹聚仁盖棺论定地评价“爱国人士”，也通过我的这次独家采访报道，首次公布于世！
罗青长手迹
柳哲与原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题词：“学习聚仁先生治学精神，为弘扬中华文化作贡献。” “此对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治学楷模，具有重大意义”，并应邀为兰溪市聚仁学校题写了校名。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题词：“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曹聚仁就是一位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他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坚守阵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曹聚仁与章士钊、宋宜山、南怀瑾等等爱国人士，为祖国统一大业无不贡献巨大。两岸统一事业，虽然功败垂成，但他们的爱国精神感天动地，无不激励着后人，前赴后继，去完成他们的未竟事业。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但愿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以抚慰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心中永远的伤痛，以告慰梦寐以求于两岸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在天之灵！
附录一：
曹聚仁的三不朽
柳哲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曹聚仁先生逝世45周年之际，一位人格伟岸，学问渊博，著作等身，毕生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不禁跃于我的脑际。曹聚仁批评刘大杰时，曾写过一篇《标点三不朽》的杂文，借此话题来说说曹聚仁的“三不朽”，以示缅怀！
曹聚仁故乡通洲桥
曹聚仁，一生扑朔迷离，富于传奇，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大师与爱国人士。1900年6月26日，他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含恨病逝。曹聚仁的“三不朽”：书生报国抗外侮、心系两岸吁统一、思想独立自由魂。这“三不朽”，成就了他不朽而辉煌的人生。
书生报国抗外侮
曹聚仁有诗云：“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
曹聚仁1915年至1921年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
1925年他在上海标点出版了日本幸德秋水著的揭露帝国主义罪恶本质的政论著作《帝国主义》。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创办《涛声》周刊，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到了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抗战第一线。他于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亲身经历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
曹聚仁用他的笔直接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正义战争，直到这场战争最后以中国人宣告胜利、日本侵略者失败而结束。曹聚仁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于1947年编著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留下了大量的日本侵华的罪证和中国人抗日英雄事迹，差不多是第一部内容完备、见解独到的中国抗战史著。
心系两岸吁统一
1950年7月，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境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就是羁留港澳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一般人都认为曹聚仁先后六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先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将军等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
曹聚仁在上世纪50年代末曾向中央政府建议在金门重开国共和谈。披露这一秘闻的是已故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徐淡庐先生。徐淡庐历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等职，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都是由他亲自陪同。他认为，应该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相关纪念活动,不能埋没他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说：“我是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
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原配夫人王春翠的家书中披露了许多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事实：“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兹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原无，笔者补）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致曹艺）“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致王春翠）
正如曹聚仁在家书中所表白心迹，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他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坚守阵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曹聚仁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墓碑碑文，以“爱国人士”为他盖棺论定，这是知者之言。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思想独立自由魂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也许这句话对曹聚仁是比较好的写照。
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点。1926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髓。直到他在生命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内地整理出版时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仍处处闪耀着他治史之真知灼见。
以史人自命的曹聚仁，一直想写一部没有“政治偏见”、超党派之争的“可信”的《现代中国通鉴》，拟分袁世凯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抗战、国民党末运五编来写，结果只完成甲编出版，便赍志以殁。他在治史道路上始终寻求自己的见解，而不是拾人牙慧。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字数在500万左右。这些传记都反映了曹聚仁“说实话”的风格。譬如他写的第一本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就恰如其分地写出蒋经国的功过。曹聚仁既以较多的篇幅反映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时的种种业绩，也不避讳蒋经国性格的阴暗面。他写道：“一个人总有他的黑暗面的，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多了。”
1956年，曹聚仁出版了《鲁迅评传》。早在上世纪30年代，鲁迅看到曹聚仁收集了不少他的资料，就问他：“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曹聚仁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在书中，曹聚仁直率地写道：“要把鲁迅形容得怎样伟大，也许表面上褒，骨子里反而对他嘲笑呢！”“我却不能不老实写出来，就因为我要保留史人的公正立场，不想阿附屈从某一种的说法的。”
周作人非常赞许这部传记，写信给曹聚仁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曹聚仁的传记作品，以平常心去叙述传记对象，包括他自己，力求客观真实，不盲目崇拜，不随意捧高或贬低。
一个学者，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不容易。一个世纪以来，特立独行的自由学者又有几人？在这方面，曹聚仁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
附录二：
曹聚仁遗恨澳门
柳哲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杰出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1900-1972），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并未梦想成真，带着深深的遗憾，在澳门镜湖医院撒手人寰，转眼已快45周年。令人欣慰的是，曹聚仁著作在内地接二连三出版，纪念设施也相继建立，纪念活动频频举行，两岸往来密切，高层互访频繁，和平曙光再现！
虽然自从台湾民进党蔡英文主席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阴晴难定，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但两岸和平统一仍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都无法动摇与改变中华民族两岸人民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的坚定决心！
1999年7月5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接受我采访时，首次披露了周恩来总理对曹聚仁先生的评语“爱国人士”。这一迟到的盖棺论定，揭开了曹聚仁“两岸密使”的神秘面纱，对他终于有了一个客观而公正地正确评价！
为了研究曹聚仁在香港去世前后的情形，我又一次来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曹聚仁逝世时的港澳旧报。泛黄的报纸上，记载了曹聚仁病逝前后的相关情形。我手自笔录，抄出相关报道，让我们深切缅怀毕生爱国的曹聚仁先生。
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后的第二天，7月24日《澳门日报》以《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在澳逝世》为题，及时做了报道：
“ 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年来长期患病，昨日上午十时十五分病逝澳门镜湖医院，享年七十二岁。曹聚仁早年在上海复旦、暨南等校教授文史，抗日战争后从事新闻工作。近年在港致力写作。
因年老多病，数月前在香港友好照料下，由港转来澳门镜湖医院就医，因病情沉重，虽经多方治疗，终告不治。其家属月前，已由沪来澳，照料一切。”
1972年7月27日，《澳门日报》再一次以《曹聚仁昨午举殡，百余人参加公祭》为题，以《费彝民致悼词，并向遗瞩慰问》为副题，进行了报道。报道全文摘录如下：
“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先生，于本月二十三日，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昨日中午十二时，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
曹聚仁先生生前友好、港澳新闻、文教、出版、工商等界人士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公祭。并向曹聚仁先生家属慰问。
公祭时，首先由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正副主任费彝民、张思健、王家祯等致送花圈，继由费彝民致悼词。
费彝民在悼词中说：‘曹聚仁先生，浙江省金华县（今兰溪，原属浦江）。早岁离乡赴沪，从事文化工作，曾在暨南大学等校教书，并创办刊物，著作颇多。在解放以后，曹先生曾从事爱国工作，有所贡献。晚年留居香港，继续著述工作。’
费彝民在悼词中说：‘曹先生近年多病，当以为是风湿症。在港经过多方治疗，最近转来澳门就医，始发现患癌疾，经镜湖医院医务人员悉心救治，以年老体衰，终告无效，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同人等及曹先生的海内外友好，闻讯同感悼惜。’
在曹先生患病期间，其夫人邓珂云已由上海抵澳照料一切，曹先生逝世后，他的儿女曹雷、曹景行，也从上海赶抵澳门奔丧。 在公祭后，曹聚仁先生的女儿代表家属致了谢词。 ”
《文汇报》1972年7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刊登了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启事，内容如下： “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先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经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十五分，病逝澳门镜湖医院，终年七十二岁。曹先生在全国解放后，从事爱国工作，一旦逝世，同人等深致悼惜。兹定于七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时正，在澳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谨告曹先生之海内外亲友。只领花圈。”
《文汇报》1972年7月26日，发表了《曹聚仁今日出殡，在澳门举行公祭》的消息：
“在澳门镜湖医院殡仪馆礼堂举行公祭，随即出殡火葬。 曹聚仁家属已先后到达澳门。夫人邓珂云月前已自沪到澳照料。曹逝世后，其女曹雷、其子曹景行，也于前日奔丧到澳。
治丧委员会由费彝民（主任）、张思健、王家祯（副主任）、周宏明、李子诵、陈霞子、郭增恺、陈君葆、叶灵凤、车载青、李侠文、陈凡、张学孔、罗孚、严庆澍等组成。
曹聚仁一生，教书著书，并从事新闻工作。解放后，曾致力于爱国事业。一旦逝世，友好深为悼惜。”
在“文革”时期，曹聚仁逝世后，港澳同仁出面举行公祭，凝聚了中共高层的关注，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拟墓碑碑文，对他盖棺论定，评价他为“爱国人士”。在报道中，也可以窥见一斑。香港爱国人士费彝民等人出面，成立治丧委员会，公祭曹聚仁，高度评价曹聚仁曾“致力于爱国事业”、“曹先生在全国解放后，从事爱国工作”，这充分肯定了曹聚仁的爱国义举，令人欣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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