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柳哲与原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
一位曾被历史烟尘所湮没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国共和谈机密的披露，曹聚仁先生的爱国事迹，也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受到了世人的尊重。
解放之后，海峡两岸，国共分治，在打打闹闹中，国共两党领袖，为了民族大义，一直在谋求和平统一的道路。到底是谁首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到底是谁向海外报道了这一讯息？要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提到一位重要的神秘的传奇人物——被周恩来总理誉为“爱国人士”，为国共领袖共同奉为“座上宾”的“两岸密使”曹聚仁先生。 1956年6月28日，曹聚仁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到：“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月前有一位华侨实业家，他诚挚地对我说：‘国共之争不止，华侨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不会消除的。’华侨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们在舆论界，为什么不出来高声疾呼呢？……我只是主张国共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心力的。”……（《北行小语》）
曹聚仁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多次接见他。
根据《周恩来年谱》，以及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回忆，周总理当时在颐和园会见曹聚仁时，阐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试探性地询问了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总理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共两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个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向海外首次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讯号。
曹聚仁在50年代末，曾向中共建议在金门重开“国共和谈”。披露这一密闻的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徐淡庐先生。
徐淡庐回忆说：“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都是我亲自陪同曹聚仁先生,密商国共和谈相关事宜。”他说：“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严守秘密，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一事，我一个字也不敢向外界透漏。现在的形势很好，各界对曹聚仁曾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都很关心。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曹聚仁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现在我的身体，又如此不好，如果不将这段历史，向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后人说清楚，我对不住曹聚仁先生，也对不起国家。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宣传，这符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生前对曹聚仁极其重视的历史事实……”为此，他还郑重题词：“我是曹聚仁先生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
他对笔者还说：“曹聚仁在江西赣南时代，与蒋经国很熟，曹聚仁与蒋经国那一批人也很熟。曹聚仁曾对我说，有一位与蒋经国十分亲信的黄寄慈(曾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曹聚仁都是省立浙江第一师范弘一法师的学生)，曾来澳门看过他。我们将情况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毛主席就是让曹聚仁作宣传。”
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原配夫人王春翠的许多家书中，披露了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他在家书中写道：
“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笔者注），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原无。笔者补）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笔者注），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笔者注）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我的工作，目前很重要，幸而没有大危险。你劝她不要替我担忧就是了。”（10月5日致曹艺）
“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我的医病，也靠京中帮助的。我当然不能听织云（邓珂云，曹聚仁夫人。——笔者注）她们的意见，此间自有领导的人。”（1967年11月18日致曹艺）
“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1963年12月20日致曹艺）
“我在做的事，一直在拖着，因为世界局势时有变化。别人也只是挨着，做过婆婆的，要她做媳妇是不容易的。我只是做媒的人，总不能拖人上轿的。……我何时回北京，还未定。要等总理回来再说。”（1964年1月5日致王春翠）
“聚仁奉命在海外主持联络及宣传工作，由统战部及总理办公室直接指挥……工作情况绝对保密。”（1967年11月8日致曹艺）
“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5月16日午致王春翠）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先生，曾应邀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1998年6月13日，童小鹏曾给笔者回信说：“50年代，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来北京时，我见过面。但写不出回忆文章，现题了一句话，供参考。原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他参加过当时的接待会谈工作，请向他调查。”
1998年9月28日，童小鹏先生再次来信说：“曹聚仁先生爱国，主张和平统一祖国，这是可以相信的。”“他到北京时，曾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他曾从香港坐船到海中，同蒋经国见面，就引起总理的怀疑，认为他的话，有真有假，但只要他能把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传过去，就可以假当真，假戏真做，不予追究。关于这方面，不能只从她女儿的文章（指曹雷于1998年3月8日-10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一文）看，要研究，实事求是地宣传。”
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披露：“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向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
曹聚仁夫人邓珂云，曾在笔记里写到：“一天（1958年8月），童小鹏来新侨饭店，我们恰巧出去了。他留了一张便条，放在卧室的写字台上，上书‘明日上午10时，主席接见你’（大意），下书童小鹏。”
《济南日报》的一篇报道《1963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首次披露了周恩来总理、张治中将军，曾在1963年底，参与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但参与密商的人员，是一人还是二位抑或多位，台方最高层领导具体是谁，仍扑朔迷离。
1996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点出了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或者是其中的一位；同年4月，香港某杂志发表了“文诗碧”的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
据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周恩来此次会见的这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稚群。“张正准备去台湾，周恩来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正准备采取更多行动搞‘两个中国’，而国共两党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要取得一致。”
但是不知为何，目前关于张稚群的资料，少之又少。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中，根本也没有张稚群这样一个人。我认为，这个“张稚群”，极有可能是曹聚仁。从上述史料可知，曹聚仁可谓自始至终参与机密。当然神秘客人中，也有可能是蒋经国与曹聚仁的中间联系人黄寄慈。当时为了保密起见，蒋经国也许不一定亲自过来密商。先由曹聚仁或黄寄慈等亲信出面，代表蒋氏父子，先与周恩来总理、张治中将军密商方案，这也是不无可能。希望有更权威人士出面，破解历史的谜团。
1972年1月12日，曹聚仁在去世前半年，他给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的一封信中，透露了最后的想法。这封信如此写道：“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
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编者注），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这当中有一句话：“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从而可知，曹聚仁曾与蒋介石“畅谈”，想必是见过面的。
曹聚仁自比“灯台守”，为了祖国统一，他放弃自由主义，走向了孤苦伶仃、无怨无悔的爱国道路。他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秉持民族大义，心系两岸，苦盼统一。他无私无畏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本文作者柳哲系曹聚仁研究专家，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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