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窗外传来布谷鸟的鸣唱。那一声声鸣唱悠远而清晰,掠过城市的天空。
布谷,布谷 —— “割麦,种豆” ……
这鸟鸣把我从睡梦中唤醒,让我再无困意,思绪飞回数百里之外的故乡。
时值芒种,正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既要抢收成熟的麦子,又要播种秋收的稻谷、玉米、大豆等作物,农时不等人,要与节气争分夺秒,需要一家老少齐上阵,不知疲倦在地里劳作。
又到麦收季1983年,村里土地包产到户,我家分得十亩责任田。父亲母亲由衷的欣喜都写在了脸上,侍弄庄稼比养育孩子还用心、仔细,从早到晚泡在农田里。那几年,我在村里上小学、初中,每到麦收时节学校都要农忙假,从小就得帮大人干农活。大哥初中一毕业就去河南省南阳地区公路段干临时工,身膀骨还十分稚嫩的我竟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动力。
天刚刚亮,就被母亲叫醒。踩着布谷鸟的催促声,赶到自家的麦田,父亲已经割完了几垄。趁一早凉快,赶紧弯腰收割。麦芒如针似刺,不得不穿长衣长裤,手腕还得用手绢缠上,不然手臂会被扎的生疼。随着太阳渐渐升起,麦地如蒸笼一般,温度很快升上来,让人汗流浃背,衣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特别是临近中午,骄阳似火,炙烤大地,晒在背上热辣辣的。麦子得抢收,龙口夺粮,没办法,得顶着大太阳埋头割麦,汗水流进眼里,煞得眼睛睁不开,汗水和泪水流进嘴角,又苦又咸。好容易割到地头,慢慢直起腰来,迈步躲进树荫下,咕咚咕咚喝下两碗水,摘掉草帽,微风吹抚,那一刻,从头到脚顿感惬意、凉爽。用镰刀的木柄硌着疼痛难忍的腰,实在是不愿再走进下火一般的麦田。磨磨蹭蹭不到一刻钟,麦田里的父亲便会直起腰来,用一只手遮住头顶的太阳,高声呵斥:“凉快够了吧?别偷懒!再割一耧,就吃饭。” 又热又累,浑身疼痛,干了一晌午活还被父亲呵斥,心里头委屈,鼻子一酸,眼泪流下来,滴在土上。
牙一咬,心一横,弯腰跨进麦田,麦子还得一把一把地割。
又到麦收季午后两点多钟,母亲和妹妹把饭送到地头。一家人蹲在树下吃饭。由于苦夏,我常常食欲不振,看着饭不想吃,勉强喝一碗大米汤,吃一个咸鸡蛋,父亲就会数落我娇气,不是块庄稼人的料,硬逼着我吃馍,把自己的那个咸鸡蛋偷偷塞给我。母亲总是变戏法似的,再给父亲两个咸鸡蛋,苦口婆心地唠叨:“人是铁,饭是钢,干这么重的活不吃饭怎么能行?这才是个开始,没有半个月二十天,麦收、夏种忙不利索,身体得扛的住!” 我泪窝子浅,赶紧转过身去,就着眼泪咽下一个馍。
吃完饭,铺开苇席,在树荫里躺一会儿。等我醒来,父亲母亲已经把上午割倒的麦捆成一个个麦捆子。从半下午开始,就要把麦捆子装上地排车,垛得结结实实像个小山包,一家人齐用力,把一车麦子拽出松软的田地,运到打麦场堆放起来。
太阳终于落下去,月牙儿慢慢升上来,在星光下干到九点多钟,总算把割好的麦子拉完。
又到麦收季割麦还不算是最苦的。最苦的是用脱粒机打麦,那简直就是一场紧张地集体战斗。
想不明白为什么,那时的农村总是缺电,常常是半夜里才给送电。“来电啦!来电啦!” 有人兴奋地大声喊。睡在打麦场的三爷、父亲、母亲、叔、婶子、虎子哥纷纷起来,拉开摊子,用电辊子带动脱粒机开始打麦。打麦需要集体协作,男劳力站在脱粒机前往里面续麦子;妇女用手臂抱、用木叉子挑,保障供给;三爷爷手持木锨,扒脱下来的麦粒;我和虎子负责挑脱粒机吐出来的麦秸,踩成结实的麦秸垛 ……一连几个小时不停息,直到把小山一般的麦堆脱完。机器停止轰鸣,麦锈和灰尘把每个人的脸都变成了黑包公,连鼻腔、耳洞里都是黑的。又困又乏的我,顺势躺在麦秸窝里,立马就睡着,任凭大人生拉硬拽,一寸也不愿挪窝,真是困乏到了极点。
又到麦收季那时候,血缘关系近的几家会自愿结成互助组。互助组共用一个打麦场。最初的两三年,打麦要用牛拉石磙碾压,后来才兑钱购买了脱粒机。父亲排行老大,互助组都听他的。打麦要排好顺序,先打三爷爷的,因为他年龄大,是长辈;再打七姑家的,姑夫是南阳地区桥梁工程师,七姑住娘家,是村中学的民办教师;然后打二婶家的,二叔是煤矿工人,家里没有男劳力;第四打虎子家的,因为他是族外人 …… 每一年我们家总是排在最后。对此,母亲没少生闷气,但是父亲总是说:“今年就这样,下年先打咱家的。”
麦收季节天气变化无常,刮风下雨是常有的事,只有把麦子打好、晒干、储进囤里,才算是自家的收成。如果赶上雷雨大风,正在晾晒的麦子得赶紧垛起来,先用塑料布盖上,再用木棍压住,等天晴了再摊开了晒,不仅要多出许多力,还极容易损毁。1989年的麦收就赶上了连阴天,我们家的麦子没能及时脱粒,眼看着一个个麦穗生芽。那一年,我们家吃了一整年的黏面锅饼。
还有一年,山祥家的憨儿子用竹杆子挂高压线不慎造成打火,火球落在麦垛上引起火灾,风助火势,十分凶险。我们家的打麦场距离不足三十米,母亲吓得脸色煞白,束手无策。父亲招呼着本家爷们全力救火,根本顾不上自家的事。我急中生智,叫上母亲和妹妹从临近的田地里拉土,把已脱粒的麦堆埋上。万幸的是,大火被及时扑灭,避免了火烧连营的可怕悲剧。
又到麦收季母亲的不满,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先人后己,还缘于父亲总捡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干。
农村刚开始使用脱粒机的那几年,十里八村接连发生脱粒机飞转的齿轮“咬”掉人手指头的惨剧。每当父亲站在脱粒机前操作,母亲就会提心吊胆。每年都会有几次,脱粒机把父亲手中辅助续麦子的木棍卷进去,虽然有惊无险,但总让人心惊肉跳。母亲便禁不住唠叨,让父亲歇一会儿,交给年轻的小叔操作。父亲总是憨厚的笑笑,轻描淡写地说: “没事儿,没事儿。”
又到麦收季麦子打好、晒好,还没入囤,公社和管区的干部就下到村里来催公粮。“三提五统”加起来数量不小,并且年年递增。一大早,我和父亲就拉着满满一地排车小麦,步行七八里路,到镇上交公粮。粮所门口的马路上已排起长队,大家一点一点往前挨,粮所的工作人员戴着墨镜,用一根带凹槽的钢钎随机插进装满粮食的编织袋,去出麦样在手心里把呵,用牙咬几粒小麦,随口说个价,不容商量不容争辩。等过完磅,把一袋袋小麦扛进粮仓,到结算处给公粮本盖个红章,算是完成了今年的公粮任务。
坐在树荫下嚼着早晨从家里带来的油饼,我脑子里像放幻灯片一样,从去年秋天耕地、播种,到今年开春浇水、施肥、锄草,再到仲夏收割、脱粒、晾晒,一幕幕就在眼前,辛苦劳作了大半年,拉来两千斤小麦竟然没给一分钱,父亲连个烧饼也不舍得买,余下的粮食也仅仅够一家人的口粮。我越想心里越不平,便问父亲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平静地说: “哎,咱农民能吃上白面馍就得知足,几千年了,交公粮是天经地义的事,谁叫咱是农民来!” 听了父亲的解释,我还是愤愤不平。
回家的路上,父亲边拉车边教育我: “你要是想不出苦力,还能吃好的穿好的,就用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转城市户口,分配工作,吃国库粮——就像粮所的干部,坐在风扇底下拨拉算盘、摁印章—— 这是爬出地埫沟的唯一出路。”
又到麦收季我记住了父亲的话,发奋读书,每当懈怠动摇的时候,就会想起烈日下割麦、半夜里打麦的辛苦,那种苦让人一个麦季脱三层皮,想一想就从心底里打怯。
三弟不愿受这种苦,学习成绩又不行,小学毕业就去投奔大哥,到南阳地区公路段打工了。虽然修路架桥也很辛苦,但总比种地好得多。后来,我上了高中,没有了农忙假,到了麦收时节,三弟不得不请假回来帮父母收麦。连续三四年,三弟都是哭着离开家的,一方面是心疼父母,另一方面是看到他寄回家的钱都用于供我和妹妹上学、买化肥农药了,没有给他买砖瓦盖房子。每一次,目送三弟返回南阳,父亲母亲心里都不是滋味,毕竟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已经三十年了。从2000年开始,年迈的父母就不再种地,搬进了城市,先后帮我和妹妹看孩子,帮助三弟照顾生意。2014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彻底打破,我把父母的户口迁过来,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享有了医疗保险、老年人生活补助等福利保障,再也不用从土坷垃里讨口粮了。
又到麦收季前两天,老家的小叔来看我父母,父亲依然惦念着老家的乡亲邻居。小叔告诉我父亲: 从2006年开始,国家取消农业税,不用交公粮了,收多少都是自己的,种粮食政府还给补贴;收麦子用联合收割机,从麦田里过一趟直接出麦粒,麦秸粉碎了还田;夏种有了播种机,播种、施肥一次完成,夏收芒种也不用受苦受累了 ……
年过八旬的老父亲一遍遍感慨:“真是没想到,没想到啊,国家发展这么快!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才十二岁,那时候我就一个想法 —— 不用再逃荒要饭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土地包产到户的时候,我就想 ‘咱好好劳动,一定能吃上白面馒头,一定能住上新瓦房’ ;再后来,我盼望着能和城里人一样,天天有肉吃,冬天有暖气,出门有车坐,看病能报销。现在, 这些都不是事儿啦,真好!哎,可惜我老了,干不动啦,不中用喽!”
又到麦收季是啊,老父亲很知足。辛劳了一辈子,他还想为这个美好的时代做点什么。我想告诉父亲的是: 在这翻天地覆的城乡巨变里,凝聚着您、大哥、三弟和十几亿农民及农民工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您应该为之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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