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翻《史记》，翻到这样一个故事：赵胜的房楼紧邻一个跛脚人的家，跛脚人出门打水，赵胜身边的美人在楼上见了，觉得那人走路姿势可笑，便笑了。跛脚人认为受了侮辱，请赵胜砍了这个美人的脑袋。赵胜初有犹豫，不料他的门客听说此事纷纷离开，认为他“爱色而贱士”，于是赵胜斩下美人头颅送给跛脚人，门客方才归附。
赵胜被誉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他重士轻色的风度也被传为美谈，广为赞誉。首读《史记》时，关注的也只有平原公子的礼贤下士。但是，在一个随手翻开《史记》的晚上，房室一灯如豆，窗外夜如松墨，笔尖的影子停在古拙文字上，恍惚之中，我似乎体味到另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凉正缓缓滑过，看不分明的灯影之外，似有美人哀哭，又似千年长叹。
美人之笑，实在昂贵——昂贵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美人的年纪，在战国时，想必不会很大。年轻的女孩子，做事总带着天真，她嘲笑跛子，给人带来了羞辱，的确讨厌。可就算再讨厌，恐怕也不应受到砍头的重罚。因此美人的死因不是她的笑，而是由于她是美人，并且是平原君家的美人。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是“美色”与“贤士”间二选一的选项。设若美人不笑，而是站在楼上挥手，她会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不管美人做什么，笑还是挥手，或是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只要“士”想要她的头颅，而平原君想要“重士轻色”的声名——她就必须献出她的头颅。因为在那样的时代，美人是彰显重士之名的工具，是“祸国”“美色”的象征，是衡量君王与士们贤能与否的符号，偏偏不是“人”，惟独不是“人”。
笑与不笑，对于美人，都是奢侈。
那个笑点高得出名而被骂了几千年的褒姒，也不过是最初没有合君王心意地媚笑娇笑，最后却被烽火戏诸候的滑稽场面逗笑罢了。她并没有让幽王做荒唐事引自己开心，也没有以折腾诸侯为乐，是幽王为博美人之笑，最终国之不国。然而千载的罪恶，最终又都系在了美人唇齿之间。
倾城倾国，明为礼赞，实则是再阴毒不过的推诿。大抵君主都是无罪而圣明的，若不是美人生的美，惑乱了君主的心神，王朝定会固若金汤，长治久安。因此美人实在是极妖邪的事物啊！金戈铁马纷纷踏不破的山河，只需一声娇笑一曲霓裳便可倾间颓塌。几代积攒的亡国之音在脂粉风月里稀释，历史流过后，只有她们站在断壁残垣上，为故去的繁华殉葬。
其实美人的命运，在那样的时代，也是平常之事。因为那不仅是美人的命运，更是千千万万寻常女子的命运。
那个晚上，我又翻了一遍《史记》，只是迅速粗略地扫过，便从历史的夹缝中，窥见无数她们身不由己的命运，且不论貂婵、虞姬这类著名的悲剧，只是没有姓名的“妾”与“妇人”，便用生命不断做着史书的注脚。
孙子为吴王练兵，以宫内妇人试手，妇人不以为严肃，“大笑”，孙子斩二妇人，于是军纪严明。吴王以之为将。妇人只是演武场杀一敬百的道具，然深宫女子，猝然操练，即使发笑，何至于死？燕太子欲笼络荆轲，听他赞誉弹琴侍妾的美手，便砍下美人手以求壮士效忠。公仪休因妻子织的布太好，怕农女织的布卖不出去，便将妻子的织布机烧毁，将她赶出家门。吴起为鲁将，娶齐女为妻，齐人攻鲁，吴起为保清白杀妻……这些见之于青史的行为，有不少在当时是受人褒扬的，如公仪休逐妻。妻子、妇人、妾、美人，她们只是英雄们事迹中的配角，是突显士人们美德才华的调剂。
岂独那个时代如此？几千年文脉传承，诗人却鲜少在成百上千的诗作中提及妻子。文学作品里的女性，似乎也多只是低眉浅笑，温婉可人之态。
岂独一个国家如此？近现代以前的外国传统名著，女性永远是由羞涩的少女变为温柔的新娘，甚至出现“不是结婚就是死亡”的二选一固定结局。何曾有人真正放肆而痛快淋漓地笑过？
所以，我们才会那样喜爱那个出场便爽朗大笑的凤姐，她大概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痛快地大胆地泼辣地表现了真性情，又这样可爱的年轻女孩。是的，她出场时大概只有十七、八岁，也是位年轻女子。不过，她张扬的性情最终还是在深宅大院里磨灭，最终的她，从开篇的笑，到结尾“哭向金陵事更哀”。她还是失去了生动的表情，归于一片白茫茫大地。
美人一笑，红颜薄命。也许在历史的缝隙中，我们能看见那些被忽视着的少数人的悲凉，她们没有做什么罪大恶极的错事，她们惟一错的，便是生错了性别，更是生错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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