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门往事

吕文新：七门是第七副食品综合门市部的简称

七门有两个门，左侧门进去是鲜肉部，右侧门进去是水果部，两个门中间是烟酒调料部和糖果糕点部。

那时，商品经济受到极大限制，七门是方圆几里地唯一的“大”店。其地位，就像是农村里的大集，是男女老少，亲戚朋友，师傅徒弟，老师同学等所有革命同志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场所。

七门前面，有一个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在那个年代，不是人人都想当老板，所以她的冰棍车占着七门周围很大的地盘，几乎人人都认识这位老太太。其实她并不老，她是我小学同学F娟的妈妈。她长得特富态，心广体胖(Pán)，慈眉善目。衣服虽是旧的，但干净整洁，穿着白围裙还戴着白套袖。冰棍车简单实用，不像现在的售货车那样贴满了包装纸和价格签。当然，那时的冰棍儿也不需要标价，因为只有三分儿的和五分儿的两种，一律都被吆喝成“甜冰棍儿喽…”。

冰棍儿被严严实实地盖在一张厚厚的看起来特别暖乎的白色棉被下面，当有人要买时，她便迅速掀开被子的一角，伸手进去准确地摸出一根，再马上盖好。她能做到如此身手敏捷可能与她奇特的养生方式有关。在她的冰棍车里，藏着两颗生鸡蛋。很多人都见过她把蛋壳仔细地磕开一个小口，一仰脖喝下去。F娟也被她培养出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娇媚得很，从不照着革命英雄的样子打扮。

女孩漂亮的样板本应该是李铁梅，剑眉倒竖，咬牙切齿。七门的两个入口之间是五扇大窗户，没有任何广告贴纸，从外面可以直接看见店里面。从里面看，四个墙柱子上挂着四幅巨大的样板戏画像。其中一个是李玉和，穿着洁白笔挺的白衬衫，上面画着两道假得不能再假的红色血痕。还有一个是李铁梅，粗大的辫子从嘴里咬过去，再用两只手用力地扯着——好像要把辫子扯断。我早就知道那是假的。每到文艺汇演的时候，就能看见一帮一帮的铁梅，手里拎着一模一样的大辫子走来走去。

演出用的服装大多是位于七门左侧的服装店做的。服装店正对着的是蔬菜部。在一大长排的柜台后面，站着穿蓝大褂，黑靴子的女售货员。大褂上粘了湿菜叶，靴子上蹭了菜根带来的泥巴，地面到处脏兮兮的（因此蔬菜从不进七门里面销售）。售货员身后就是菜堆，要买什么都得请她拿。有什么菜没什么菜(柜台下面或库里可能还有)，拿好拿坏全由她。那年头，男人最好的职业是手拿方向盘，女人最好的职业就是售货员。尤其是卖菜的售货员，不论她们的工作服有多脏，也是人人向往的对象。谁家不希望家里有个当售货员的女儿或媳妇呀。

与蔬菜一样不许入内销售的是豆腐，因为豆腐板会不停地滴水。七门外面的另一侧(对着矿务局大楼)是进货入口，有两扇大大的铁栅栏门。来豆腐的时候，铁栅栏门就成了售货口。

“来豆腐了”总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豆腐是凭票的，和其他很多商品一样，发了票并不保证有货。所以每次七门来豆腐了，家家都是要去拣的。

汉语里买豆腐用动词“拣”，就像买酱油用动词“打”一样。可是据我的体验，应该用“抢”才对。这个光荣的任务当然要交给男孩子来干。而“来豆腐了”就是父母吹响的战斗号角。命令一传到，我就和一群半大小子们从各自家的胡同里奔出来，争先恐后地扑向那两扇大栅栏门。若是有人认识售货员而能站到大门里面，就会看到一个个被栅栏挤变形了的脸，和由扭曲的肢体组成的一个立面；立面上是一支支拼命向前伸直的手臂。售货员不慌不忙地从伸得最长的手里接过钱(一块豆腐仅二分钱)和票，到豆腐板上铲起豆腐，放进那人另一只手的铝盆里。

铝盆在挤进人堆时，就已饱受折磨。装满豆腐后想出来，更不容易。第一，后面的人压着你，你已根本挤不动他们了。第二，要想让装了豆腐的铝盆再次立着从栅栏中间穿过，得用另一只手捂住豆腐别掉出来。第三，此时的你很可能就没站在地面上，大家都是相互踩着扛着压着罗(Luò)着呢。等你终于回到家时，大豆腐成了碎豆腐，人也累得瘫软如豆腐一般。

男孩子能干的另一件事是打酱油。巨大的酱油缸是调料部柜台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它部分还有醋缸和虾酱缸)。售货员手持一只直柄的大提漏(TíLiù)儿，沉入酱油中，满满地提出，一提漏儿正好一斤，一毛三分钱。再经过漏斗，灌进各家自带的酱油瓶里。售货员提得平不平，往漏斗里倒时洒没洒，在你家瓶口上空(Kòng)的时间长短等，都是决定多一滴还是少一滴的重要环节。学四舍五入时，有个老师讲到，若是一次只打一两酱油，一分三厘给一分就可以了；打十次可省三分，正好够买一根三分钱的冰棍儿。哼，想让售货员给你打十次一两的？没门儿！也没一两的提漏儿啊！

还有一件需要男孩子出手的事——抢糖块儿。父母拿整钱买东西时，售货员总是说没零钱找，并按一分钱一块糖的强制汇率，数出几块水果糖扔到柜台上。这时，男孩子若不是手疾眼快，那几块糖就会被父母藏起来，就得一直等到过年时才能吃着了。

伺机抢糖时，可以观赏售货员打包。塑料袋还没被发明的时代，饼干糕点是散装的，现要现称。一斤的江米条或光头儿要三两粮票，可以包一大包；一斤的炉果(也叫方块酥)或是槽子糕(就是现在的杯子蛋糕)要半斤粮票，包看着小一点儿；一斤要七两粮票的绿豆糕，包完了显得只有一点点儿。纸是浅棕色的(肯定没有漂白剂荧光剂)，正方形，比现在的A3纸还大；售货员把四个角折起来，再互相插进去，还要用同样颜色的纸绳捆上。纸绳卷就挂在柜台的正上方，只见售货员一抬手，拉下绳头，绳与纸包一起在手里翻上翻下，令人眼花缭乱地打几个转，用力一扽，一声脆响，绳头断开，纸包上已系好一个提手。你可以放心地提着纸包一路走回家。而且，拆开的包装纸和纸绳留着可以有很多用场。

另一个好看的东西是鲜肉部的纱窗。那是由木框打造的一整面墙，没有玻璃，全是金属窗纱，而且是双层的，苍蝇蚊子都进不去。要想卖肉得请售货员拉开一扇小窗，还得要仰仗他下刀直一些，皮带得少一点儿。至于能否指哪儿割哪儿，那得看你和那位售货员的关系了，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就只能赶上哪儿就算哪儿了。若是盯着纱窗看，两层纱孔会形成一种波纹状的黑白图案。随着站位的变化，那图案也跟着移动并旋转，变化多端，神秘莫测。即使你从未注意过那些图案，你也可能曾见过一个男孩，在鲜肉部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纱窗，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上串下跳，并且还傻呆呆地笑着，那就是我。

和鲜肉部遥遥相对的水果部则是一面墙的大镜子。 镜子向前倾斜，将靠墙放着的水果槽子里的小苹果呀，大白梨呀的，都变成了双份。镜子还能起到监督作用。站在一长排柜台后面的售货员在拿起秤盘时总是先声明: “撮哪儿算哪儿啊！不给挑”，这时候你就要选个好角度，盯着大镜子。尽管售货员背对着你，你也能看见那秤盘从哪里撮进去。尽管你不能指挥她，但你若觉得她给你撮的都是不好的，你可以不买帐。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受妈妈之命去七门打酱油，从右侧大门出来时，瞥见卖水果的售货员竟是F娟。虽然多年未见，可她那种妩媚的面容和出众的打扮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当时我突然自我感觉良好，就勇敢地上前搭话。她也认出我来，说了些“瞧你多好，上了大学将来就是国家干部了，哪像我这么没能耐”之类的话。我刚想要安慰她，就见她轻轻地问：“买点儿水果吧，我给你挑点儿好的”。我一下子为刚刚花掉了妈妈给的一毛三分钱后就分文不名而感到脸红了起来，低下头看着我手里的瓶子说“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当我抬起头和她告别时，看见她的脸也红了，红得就像个苹果，与她身后槽子里的苹果，以及大镜子里反射的苹果，互相映衬，红得像火，火，火⋯⋯。

吕文新
2015年3月写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