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
《传习录》里有这么一番对话：
王阳明①的弟子，徐爱说：“古人把知行说成两个，一个是做知的功夫，一个是做行的功夫，这样功夫才能落到实处。”
王阳明说：“这样做就失去古人的宗旨了。我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如果真的领会了，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的，只为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理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这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一句话就足够了。现今的人却要把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如果也先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等到知得真了，再去做行的工夫，那么结果将是终身不行，也是终身不知。这不是小病痛，这个样子已不是一俩天了。我今天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这个病下的药。这又不是我凿空杜撰出来的。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天如果领会了这个宗旨时，就算说成两个也不妨。也只是一个。如果不得宗旨，即便说是一个，又有什么用呢？只是在闲说话。”②
每个人都有知都有行，往往越是粗鄙底层的人更能做到知行合一，因为他的知也少、行也简。但是我们之所以被称为智人，在运用智慧方面是无极限的，可以想得天马行空，毫不着际，但是要有实际的成果必须落实到实际的行动，行动的有效性全赖思维的全面性。无疑我们想象中的天是最全面的，天人合一那是最高境界，无有不想，无有不成，以无为而成大为。但是人毕竟是凡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你有目的地想要去做一件事，作为策划者又是执行者时往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把策划者和执行者的工作分到不同的人是现行最好的方法。也就有了领导和下属。正因为如此，要成事，必知行合一。策划者的所有决策必定是行得通，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最优化的，执行者的所有行动必定是全面考量、无遗漏的最佳抉择。必须是行的知和知的行，事有未竟往往都是空想成分太多或者执行不力，或者两者都没做好，唯有两者都做好了，才能成功。这个方法在现代社会已经相当普适了，成功学谈得已经很多。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侧重点还是在知上，结合儒家往圣之绝学，用行的结果来评判其可行性，是对儒家方法论的修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经常被误解为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而，如果仔细读过《传习录》，就会发现，它们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作为当时最主流的思想，儒家思想，在现实世界里的实施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如四书五经里及其后儒思想的执行并不能真正天下大同的问题，往往想法是好的，结果并不好。王阳明觉得思想是对的，但是不够纯，造成行动有偏移。所以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讲要将知与行要紧密结合、不能分离，才知便是行，能行便是真知。在王阳明的著述中时常能看到道家思想和释家思想，他的思想也有时被意见不同人士诟病为禅学。其实到了最高层，一切知识都是相通的，王阳明倡导至诚至善的良知，和道家的虚灵，释家的圆觉是一个道理，人人都具有这样的良知，无非是纯净度的问题。只是良知有时会被私欲所隔断，宋明理学并非禁欲主义，所说的“人欲”、“私欲”，往往指的是不正当的欲望，正当欲望也被看作“天理”，例如饮食、睡眠、生存是天理，贪、嗔、痴就是“私欲”，一旦有了私欲，如同一面明镜上蒙了尘而不能照物，对于人来说就是思路不清而思维抉择错误。当良知不为私欲所蔽而显现作用的时候，在王阳明看来，所行的肯定是对的。同时，他也认为不能光顾着钻研各种道理，道理再有理没有实际效果都不是真正的道理，如果这些道理并没有在具体的行为中起作用有成果，在王阳明看来，这都不是真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要使纯知纯良时刻关照着人的行为和心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使人不会失其本心，不会让意识为外物所动摇、受外物所控制。在物质匮乏的农业时代，人在物质面前是非常容易被诱惑的，欲望的满足感时常是欠缺的，王阳明的理论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并助他无往而不胜。
从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到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国学大师胡适、再到革命先驱孙中山，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他们对王阳明先生，均十分敬佩。比如，梁启超先生便著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因受“知行合一”学说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先生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著有《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等文。
蒋介石一生最敬佩王阳明和曾国藩。蒋介石改名蒋中正，出自王阳明心学中的“大中至正”。蒋介石曾经三次到阳明洞参悟，甚至把台湾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后来在台湾将许多校名、地名、路名改为“阳明”二字，以示纪念。后来，还成立了国立阳明大学。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十分钦佩王阳明，曾认真阅读《王阳明全集》和《传习录》，并逐句逐字做了批注。“求是”思想典出王阳明。后来，毛泽东对王阳明思想有所批判与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其发明的游击战打法，与王阳明神出鬼没的军事打法如出一辙。八路军纪律严明，要求干部清正，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文明建设”等思想和心学致良知的精神不谋而合。
阳明心学不但在中国发扬光大，还飘洋过海到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制作了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腰牌，一直佩戴在身。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阳明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阳明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并且，他还要求每个人的思想应该如99.99纯金一般纯净，要做到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阳明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
目前，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把“知行合一”作为校训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大数据的基础已经形成，怎样在知上面再下苦功夫来带动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可以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理论依据。
①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生于明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廿九日（1529年1月9日）辰时卒于南安，享年57岁。王阳明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他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故被后人称之为“真三不朽”。“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是中国历代文人的最高人生理想。
②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七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传习录》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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