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师挚：叫挚的乐师，他曾做太师，也就是乐官之长。
《论语》记载了鲁国礼崩乐坏后，乐师们四处逃散的事件：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太师挚后来流落到了齐国，孔子曾在齐国的大夫家里听到《韶》乐后，伤心到“三月不知肉味”，有可能是太师挚把《韶》乐带过去的。
关雎：关，象声词，雌雄二鸟相互应和的叫声。雎，一种水鸟名，即王鴡，属于雕类。相传王雎如同鸳鸯一样，生有定偶，伴侣身亡，也会悲鸣而死。
古人常用王雎喻意忠贞美满的婚姻，如清代厉鹗的《杨贞女诗》：“死当化王雎，生当号长离。”长离指一种神鸟，后比喻才德出众的人。
《诗经》的开篇就是《周南·关雎》，此诗以王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君子好逑（仇）”，即淑女配君子的联想。
接着，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的相思与追求。全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章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排列在《诗经》首位，应该是有其用意的，《论语》中多次提到《诗》，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孔子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在孔子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汉儒的《毛诗序》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即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即统治阶层。
《关雎》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
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负责任、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没有攀墙折柳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关于诗中的“君子”和“淑女”指什么人？历来颇有争议，东汉学者卫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卫宏的意思是：君子，是指周文王，淑女指的是太姒，《关雎》颂扬后妃之德。
“君子”、“淑女”应该是泛指，不是特指。诗中君子和淑女的说法奠定了华夏审人审美的标准，男子要行止有德，女子心善娴静。
所谓“窈窕”，即“美心为窈，美状为窕”，女人不仅要品性端正，还需有美貌姿态，方可称得上是“淑女”。君子与淑女在一起方能琴瑟钟鼓，为天作之合。
对于男女之情，要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
汉儒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意谓对《诗经》没有通达的，或一成不变的解释，因时因人而有歧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乱：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
凡乐之大节，有歌有笙，有间有合，是为一成。始于升歌，终于合乐。是故升歌谓之始，合乐谓之乱。
乐队一般由太师开始演奏序，挚为太师，所以叫“师挚之始”，乐曲终结时，所有乐器一起合奏，就叫“乱”。《乐记》中有“《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其中的“乱”即为此意。
洋：水也。出齐临朐（qú）高山，东北入钜定（今山东东营广饶县）。从水、羊声。洋的原义为水名，如《山海经》：“昆仓之丘，洋水出焉！”
洋后延伸出比海更广阔的水域，如海洋。如《庄子·秋水篇》：“望洋向若而叹。”
洋又延伸出广大、众多、丰盛等意，如：洋洋洒洒、喜洋洋、洋溢等。《诗·卫风·硕人》：“河水洋洋。”《中庸》：“洋溢乎中国。”
洋也指海外引进的，如洋人、洋货、洋为中用等，旧称银币为洋钱。
洋也指一种稀有姓氏，取洋水之“洋”，另台湾土著也有洋姓。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从太师挚演奏的序曲开始，到最后《关睢》结尾，丰富而优美的音乐在我耳边回荡。”
《关雎》虽然讲爱情中的追求与苦思，但在当时它的乐章应该是欢快热烈的。
《关雎》不同于郑声，它是典雅纯正、健康向上、的雅乐，可以推断，《关雎》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婚礼赞歌。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音乐对人的教化功能。
《尚书·舜典》中载：“夔（kuí），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咏志，歌咏言，声依咏。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里反映了通过乐舞活动，可以培养起氏族上层社会的子弟们所应具备的道德规范以及举行祭祀、礼仪、乐舞各类活动的思想观念。其中包括道德情操的陶冶、人伦关系的维系等。
白居易的音乐思想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5岁开始作诗，8岁便懂声韵，16岁初到长安，便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引得大诗人顾况侧目。29岁入翰林， 44岁被贬江州司马，后又一路右迁，官至三品。
白居易不但是政治家，诗人，又是一个音乐家，他一生写诗2800首，其中有700首与音乐有关。
⽩居易酷爱⿎琴并善弹之，他在诗云：“本性好丝桐”、“⼀声来⽿⾥，万事离⼼中”、七弦为益友，两⽿是知⾳”。
琴成为白居易赖以寄托、抒发情怀的精神⽀柱，他有诗云：“将何慰幽独，赖此北窗琴。”
在白居易的⼼⽬中，除读书弹琴外，别⽆所求。在在诗中写道：“琴书中有得，⾐⾷外何求。”
⽩居易还在他家中还专门建造了⼀个琴亭，为弹琴会友所⽤。他的⼀⾸《琵琶⾏》将⾳乐的美妙与⽂学的意境相融合得妙绝⼊神。
白居易重视诗歌的讽喻功能，强调揭露社会弊端、反映民生疾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他提出“正始之音”的概念，并以此与“郑卫之声”相对。其诗有具体论述：“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
“正始之音”就是雅乐，即为荀子所言“礼乐”。白居易推崇雅乐，贬斥郑声，甚至认为亡国与音乐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音乐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时期。在这个阶段，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论证。
孔子把音乐作为一个人能够形成一种崇高人格的标志，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始终是将“礼”与“乐”并提的，因为只有“礼”与“乐”的结合，音乐才能起到教化的作用。
荀子以此为基础汲取了道、墨、名、法诸家的学说，从其政治观念出发，认为音乐对治理人民是最有用处的，因为音乐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只有“论礼乐”，才能“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
孔子的再传弟子，战国初期音乐理论家公孙尼子又极力推崇“和乐”，主张“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公孙尼子说：“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他将通晓音乐视为君子的标准。
白居易在音乐的教化功能观点上是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他常常依据现实生活来说明其“乐与政通”的音乐思想。
白居易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还说：“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
白居易的这种观点是与《乐记》中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中的“物、心、声、音、乐”的规律是完全相通的，都是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音乐美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在白居易看来，不仅仅音乐的产生是与“政”分不开的，然反过来，音乐对于时政又有一定的影响和反作用。
他认为音乐能使人产生辨明节义之心，就能为守节而不惜一死。白居易据此劝君主不要沉湎于磐石之声，而要思“封疆臣”，从而改变“武臣少肯封疆死”的状况，以确保边疆的安宁。
白居易在阐述音乐的教化作用时，并没有忘了儒家的“礼”、“乐”并举的治国之道，他认为“礼”与“乐”是不可废一的治国之根本。他说：“序人伦，安国家，莫先于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二者所以并天地，参阴阳，废一不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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