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石门：地名，鲁国都城的外门。春秋时期，城里人称为国人，城外属于郊野，所以城外人被称为野人。
城门晨启夜闭，太晚出城的人，必须住一晚后，第二天早上出城，守门的小吏叫“晨门”。
这里的“石门”后被借指贤者。 如汉代焦赣的《易林·革之旅》：“ 石门晨开，荷蕢疾贫，遁世隐居，竟不逢时。”
又如《后汉书·蔡邕传》：“是故天地否闭，圣哲潜形， 石门守晨， 沮溺耦耕。”
晨：夜将旦鸡鸣时也。晨的初文为“䢅”，是会意兼形声字。其甲骨文上部是两只手，下部是“辰”。
“辰”的甲骨文一般解释为一种农业上用于清除草木的工具，就是古书中所说的耨（nòu）类农具。古人晨作而暮息，所以以双手持农具“辰”开始劳作表示“早晨”之义，“辰”也表音。如《诗·秦风》：“鴥彼晨风。”
古人对时间的感觉与日、月密切相关，所以“昼”、“夜”、“朝”、 “暮”等字或从“日”、月、或从“夕”。
“䢅”字也是如此。西周金文“䢅”从“夕”，战国楚简的“䢅”从“日”，都是“䢅”字的异体。
《尔雅·释诂》：“晨，早也。”《释名》：“晨，伸也，旦而日光复伸见也。”《玉篇》：“明也。”《周礼·秋官·司寤氏》：“御晨行者。“”
晨也延伸指鸡鸣报晓，如《尚书》：“牝（pin）鸡无晨。”意为母鸡不能报晓。又因雄鸡有司晨报晓的本领，母鸡则不能，所以古代常用“晨牝”、“牝鸡司晨”等词比喻干预朝政的后妃。
晨门：早上看守城门的人。
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做不到却偏要去做。表示意志坚决，为达理想不屈不饶。有时也表示倔强固执。
“不可为”不是“不能为”，而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即便去做也是“费力不讨好”，要么见不到成效，要么收效甚微。
但是，有一些事情，它符合道义，事关国家民族的兴衰，关乎国民的总体利益。如果没人去做，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灾难。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勇敢承担历史责任，来做这样的事情。可以激励后人，继续努力。
全文理解为：
子路在石门住宿了一夜。早上守城门的人说：“从哪儿来？”子路说：“从孔家来。”门人说：“就是那位明知做不成却还要做的那个人吗？”
人都有畏难情绪，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但是，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毕生奔波，周游列国，九死一生，令人敬佩！
由于身处春秋乱世，孔子所推行的“大道”却不为人们所理解。多次碰壁后，孔子心理已经意识到“大道不行，礼乐难兴”的现实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停止奔走的脚步，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累累如丧家之犬”而不改初衷。
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可以完成的，或者是有望获得成功的，他坚持做下去，最后取得成功，那么，我们说是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者。
如果一个人明知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取得成功的希望，但他仍然不是一丝不苟地坚持做下去，这就非常难得了。我们对这样的人肃然起敬，因为他们坚守理想，为自己的信念献身，精神不朽。
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令人感叹的人和事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不可”面前，不能轻易说放弃。
如果面对“不可”，连去挑战的勇气也没有，那样不但是个失败者，而且是个懦弱的失败者。
在“不可为”之事面前，我们努力“为之”，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明知其不可为，却迎难而上，倾尽心血，虽败犹荣。
法家思想
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最先成为显学的就是墨家和儒家，法家后来居上，最终为统治阶级利用，统一了中国。
汉武帝时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时的儒家已经不再纯粹，有很浓的法家色彩。
《汉书·艺文志》把法家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子夏的弟子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战国末，荀子的弟子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子夏和荀子都是儒家人物，所以有人说法家脱胎于儒家也是有道理的。
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法家是最具有现实精神的。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方案特别具有针对性，因而也特别受诸侯们的欢迎。
当时儒家和墨家是“显学”，信从者很多，而儒墨又都以上古时候传说中的尧舜盛世作为政治的目标。
就儒家的立场来说，主张可以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来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心理上的改造，从而使人心地善良，没有做恶事的念头。所以，儒家认为他们所提出的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法。
儒家的论证是相当复杂的，加上儒家十分强调他们的立场是本之于古代的圣王，所以在先秦时期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但是儒家这种固本的功夫，就如同用文火熬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效果。所以在战国的乱世中，儒家学说虽然获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是并没有几个诸侯肯拿自己的王国作为儒家理想的试验地。
相反，法家则以其极端现实主义的态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法家要做的事，首先就是从理论上“解构”儒家和墨家所塑造的“复古”的体系，提出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
商鞅说，古代的圣王们都是按照他们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而做出不同的决策，绝不是一成不变，所以"治世不一道，便(变)国不必法占"。
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韩非子以其惯常所用的反讽手法说：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像燧人氏那祥去钻木取火，像有巢氏那样在树上筑屋而居，岂不是会让这些先贤取笑。
所以真正的圣人应该是“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也就是说，不能死抱着祖宗成法不知道变通。
在现实的政治策略中，儒家和法家也有根本的不同。儒家敦仁义教化，而法家强调“抱法处势”和权谋，这种不同的根源在于儒家和法家对于人性的理解的不同。
虽然儒家的人性论中有“性善”和“性恶”等不同的说法，似主流的主张还是子思和孟子一派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性善说，肯定了人有从善的基本天赋、并以此建立起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向外扩展的亲亲和尊尊的社会管理理念。
而法家的基本主张则是人都是以追求利益为基本的行为动机，其人性的假设是利益至上的。韩非指出，世上的人对于仁义的赞美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
韩非认为仁义政策的施行会使那些本不该得到恩惠的人无功受禄，而该受到惩罚的人得以逃脱。这样一来，便助长了人们贪便宜的心态，而那些暴乱之人更是有恃无恐。这样的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
韩非子认为人心都是追求利的，他说棺材铺的老板希望人死和车铺的老板希望人们发财，并非是他们的道德品质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产品卖出去而获得利润而已。
由此，韩非子推论出对亲情的否定，他特别告诫那些君王说，宫里的女人对于君王百依百顺，只是因为君王能给她们带来荣华富贵的生活，根本不是因为感情。父母兄弟之间也是如此。
所以，法家提出的方案是要法、术、势兼备，也就是说，既要用严刑峻法，让人们害怕，又要用各种手段，让别人抓不住把柄。关键是要运用权威，让人们服从。
法家提出的这一套方案，被儒家认为是薄情寡义，因而法家也被看作刻毒之人。
现代社会管理是用儒法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只有法治而忽略德治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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