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这荷花飘香的季节 ,于黔东南,我能静静地阅读静静地回忆静静的作文,这是我三十年前不曾想及,但这又确是我梦寐以求穷极一生为之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
我的故乡在桂西北,罗城县青明山南麓的一个小村子——四堡山脚。我是二十五岁时离开故乡,彼时已是一个四岁孩子的父亲。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不足向外人言说的苦衷。所以,离开故乡是我精神的出走 ,是我与命运抗争冲破樊笼的抉择。而离开朝夕相处的父母,却又是我的无奈之举。我爱我的父母,爱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爱那里的一切人和事物。
其实,我是个最离不得家的孩子。
曾记得,那年我应该四岁,我跟祖母去我四姑妈家——板坡——一个与我们村子相距两里地的村子。那是我大表哥廖炳光结婚的日子。我有五个兄弟姊妹,我排行第四,而且记事起,我就一直跟随祖母睡在一起,所以我们几个,似乎我和祖母特别亲。许是如此,祖母到哪都喜欢把我带上。那晚,祖母本打算住夜的,可不知怎么,接近晚十二点,我却哭闹着要回家。兴许是白天急着捡未炸开的鞭炮,只顾高兴,把家忘了吧?一旦到了晚上,看着似一口黑锅倒扣着的漆黑的夜空,陌生的村子,陌生的人家,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就无比迫切的想我的父母想我的兄弟姊妹。那时候的我,或许尚未意识到,从那个晚上开始,我大概就是个注定离不开家的孩子。以至于多年以后,我确确实实有了真真切切的体会,离开家,离开父母,是一件多么让我痛苦的事!
那是1987年9月的一天,当我独自一人,徘徊于天峨县城红水河畔的码头,看着船来船往,看着人下人上;当我面对奔腾不息的红水河,当双耳充斥着那惊心动魄的江涛拍岸之声。此情此景,拨动了我对家乡对父母的眷恋之情,并不约而至触动着我那颗满是乡愁的心,我不禁触景生情地泪流满面。我是由我哥护送到天峨县读的书,并由在县民政局工作的堂哥安排 ,成为该县中学一个初三年级的插班生。记得报名的时候,有个老师问:“陈局长是你什么人?”我告诉他是我堂哥,随后还鬼使神差的补充道:“是房上的!”其实,我当时哪里明白“堂哥”和“房上哥”的距离?
我的堂哥陈三育,是我大伯父陈启华(毕业于柳州国立中学,解放前夕任黄金小学校长。)的长子。早年参加柳北游击队时 ,在部队里干的是文秘工作。我是在1980年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堂哥,还知道他有两个弟弟,而且都先后“跑到”新疆参加了工作 。一个姐姐远嫁柳江县拉堡镇。在天峨县的堂哥是个当官的!这是留存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象。那些年,我父亲每每一说到天峨的堂哥时,常常会这么说:“当年要不是你奶拦着,我和你纳敢大表哥(二姑妈长子),早去参加柳北游击队了!”顿顿,又不无感慨的笑道:“照我脾性,可能敲鼓了也不一定……”其时,父亲也算是个文化人,他和我母亲都就读于龙岸德山中学。听母亲说,有一年县里下文要我父亲去当老师,可被人给顶替了,原因是我父亲是地主的儿子。那个顶替我父亲的人竟大言不惭的说:地主儿子怎么能教好书?祖母和父亲的担心是情理之中,枪子不长眼,战场上的事,谁说得清楚?一将功成万骨枯!古今一个理。堂哥是我们家的骄傲,我为有这样的堂哥倍感自豪。并从内心里也想成为象堂哥那样有出息的人。然而,我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成其为我堂哥那样的人,而且成为一个让我自惭形秽的“逃兵”。
我在天峨县中,还没上够10天的课,即于一个思乡心切的夜晚,做了一个今天看来极不理智极不光彩的决定——回家。我给堂哥留下一张纸条 ,说明我如何的想家,如何的痛苦,次日便坐上班车离开了天峨。
父母对于我的回家,没有太多怨言,但我是自觉有愧于心,自觉让家人失望了。
回家后的我,仍旧就读于四堡附中 ,但我的身份是复读生。而这年,高中录取成绩,恰好要分历届和应届,而在此之前的往届却没有这样的规定。当年好象历届生录取分数多要10—20分,我现在已是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当时我是以15分之差,未能踏入高中之门。又一次与高中无缘,我很是懊丧!如果在天峨,或许不会是这样吧?但我还是决定又复读一年,那是1988年了。不过很是遗憾,第一个学期没有读完 ,我就自动放弃了参加中考的念头。我至今都闹不明白,当时的我哪条神经出了问题,还是我被“何必一条道走到黑”的思想洗脑?一心想考高中考大学的理想火花,瞬间毫无征兆的被无缘无故给浇灭了。
离开学校后,我接管了二姐在四堡街开的一个小商店。许是寂寞难耐,许是那曾经埋藏心底的心灵火花又死而复燃。我竟迷上了阅读报刊杂志和一些文学性比较强的文学书籍,并于其中得到了某种生活启迪,心境豁然开朗了。我忽然变得阳光起来,曾经心中那一缕因未能继续升学的思想阴霾亦烟消云散。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另一番景致,我有一种要张开翅膀飞向蓝天的渴望。许是看得多了的缘故,我按耐不住地开始练习写作,开始梦想着我的文章有朝一日也能变成铅字。或许“有志者事竟成”吧?经过几个月的挑灯夜战、辛勤耕耘 ,我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1992年,我的文章《床•书.•灯》,刊载在了《广西工商报》“我的业余生活”征文专栏。这是我的第一篇处女作。虽然只有800余字,只是一块豆腐干那么大,但它是指引我走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并进一步充分证明了“苦心人天不负”毋庸置疑的真理。我终于寻找到了排遣我心中寂寞的精神法宝——读书——写作。
然而,精神生活的些许满足,并不能掩盖物质生活的匮乏。而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不可能只局限于在街上开个小商店消磨时光。我得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周而复始地延续一种农耕生活,我必须从自己做起,为下一代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存环境。我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赞许,他说:“如果我现在象你这个年纪,我早跑出去了!外面的机会总比家里多吧?”随后又道:“一辈子,只种这几分田有哪用?……”父亲的一席话 ,更加坚定了我外出闯荡一番的信念。
1994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清晨,我踏上了外出闯荡的漫漫征途。当我走出村子,走到村口的公路边,回望那被一层薄雾笼罩的村子,便萌发了几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怀。我出走后的最初6年里,在我们县城东门镇政府旁边开过几个月的小卖部;在西江路接手经营过“矿务局饭店”;开过饲料批发店、自买货车跑过运输;最后还和妻子在县城开过一年的“柔姿车”。此期间,我上窜下跳的折腾,基本上只能解决生活,没有留下一丁点积蓄。但有一点 ,我是最值得骄傲和庆幸的,我把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从四堡乡下转到罗城县一小读书。我当时是这么想,无论多么艰难,绝不能荒废了儿子的学业,一定要为他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这也是我当初蕴藏心里的初衷。
我人生中出现最大转机的是2002年蛰伏于深圳市宝安区的那一个月——一个荔枝成熟的季节。这一个月让我明白了,深圳亦并非遍地黄金 ,也有乞丐,也有食不果腹的穷人。记得我曾经对朋友说过,如果我下深圳,那绝对是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下去。在深圳短短的一个月,我几乎尝尽人间百味。经过再三考虑,我重新踏上了返乡的列车,我深刻认识到,我的立足点,既不是深圳,也不是罗城,它应该在贵州黔东南从江县。因为我曾经在1995年—2002年期间,断断续续贩运水泥到从江县销售过。虽然当时量不是很大,但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何况,经营水泥于我而言是驾轻就熟的事。我打消了一切不切实际的念头,和妻子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经营起水泥来。
时来运转!仅仅两年后的2004年,我和妻子就缓过气来 ,也有了些许的盈余。同时把儿子从罗城中学转到从江中学就读,为便于以后高考升学考虑,户口也一并转到了贵州。儿子刚开始就读的是普通班,半个学期后因成绩在本班期一直名列前三,故而得以转到尖子班。中考时是以从江县第十七名成绩考取“凯里州民族高中”。2010年高考,我儿子又以从江县第二十一名成绩考取重庆大学。女儿是2000年就已在贵州上学,那时候她4岁。我和女儿的户口是2011年同时迁至从江县,其目的也是为日后升学考虑。女儿是2015年考取的贵州师范大学。这一切,都实现了我早期预定的目标。我成功了!
今天,蓦然回首来时的路,我既有感慨亦有悲伤;悲伤不能尽孝于父母榻前,为父母养老送终;欣慰的是,我一个初中生,能够培养一儿一女实现我曾经未能实现的理想和抱负;将儿女双双送入大学之门,让他们成为天之骄子!
当然,我更高兴的是,闲暇之余,我又能舞文弄墨了!足矣!
文:陈三学
2019年6月9日
于黔东南州从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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