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黄金周，38元一只的“青岛大虾”突然走红，诡异的是对价格违法行为没有管辖权公安机关却意外躺枪，社会公众一边倒的是质问抗议公安机关没有解决好这事让旅客受了委屈，但是真正的责任人——涉事的店老板和涉嫌失职的价格执法部门——却被轻轻放过，再一次证明了所谓的舆论是多么的难以捉摸，在群体极化影响下这样的舆论毫无理性可言，但遗憾的是，它却急速膨胀，并没有清者自清，至少在现阶段没有。
其实这只大虾算什么，航班延误后躺枪的多了。
航班延误后，根据社会心理学的一般理论，被延误的旅客就因为共同的延误这个突发事件而发生了横向的联系，自然形成了一个“内团体”，而除他们以外的其他人就当然被归类为“外团体”。由于对航班延误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从而产生了“内外团体差”。因为人需要从内团体来定位自己，为了满足自尊、正面形象，以及共同的维权目标，延误旅客因此会盲目地信任内团体的人，和外团体进行对抗，结果就会有失偏颇，变得不再客观，甚至变得更偏执，更容易从心理上放大自己的权益损害结果，自觉不自觉地戴上”航闹“的帽子。这正如支持“青岛大虾”所谓受害者的人表现得比受害者还要愤怒一样，事件的真实原因已不重要，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并根据这种主观的判断来确定责任。同时，为了巩固“内团体”的稳定性，团体中的核心或中坚成员会本能地对其他成员施加影响和压力，以确保和“外团体”对抗时的优势地位不动摇。所以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在泰国机场延误后的那帮唱国歌维权的旅客，会提出那些不可能完成但听上去很正当的要求，会对其他没有和他们保持一致的旅客破口大骂“卖国贼”。这一切和青岛大虾事件里毫无道理对公安机关发泄的愤怒一样，都将会被证明是徒劳的，然而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其实，对航班延误中的各方来讲不会有任何人从航班延误中获得利益，这一点大家都是清楚的。然并卵，清楚是一回事，利益是另一回事，“内团体”深知这一点，他们并不乐意自己的权益受损，若损失无法挽回，转嫁也可以，所以躺枪正式开始。在航班延误后，具体处置航班延误的一线的民航人对此想必深有感触，什么让旅客在机上等飞机起飞等几个小时是航空公司为了省钱之类的指责，必定是让真正的原因退避三舍的。一线的民航人不但是要躺枪，甚至还有被愤怒的旅客打躺下的，虽然所有的航班延误和处置延误的一线民航人都基本没有关系，但是“内团体”会介意吗？他们只介意自己受损的权益有没有得到补偿。正如青岛大虾事件中愤怒的公众一样，他们也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有个承接之处，接盘的可以是公安，可以是城管，可以是官员，或者干脆就是具有某个地域特征的人。
一线民航人面对航班延误后的种种误解的心情，这回可是让青岛人民切身体会了一把。几个大虾，改变了青岛人的形象，青岛人不服也是枉然。不过多年来的航班延误中“航闹”让民航人所躺的枪，已经是让他们都麻木了，即便是站在鸡蛋立场上的媒体，也开始对其无条件宽容原谅“航闹”的一贯做法产生了厌烦。
所以躺枪这事，习惯了就好，投枪者愤怒之后，迟早会醒悟的，我们等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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