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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坐》是语录体《论语》里少有的“讲故事”，而且讲得很完整、很生动，似乎经过了精心剪裁。我的好兄弟王开东一眼看出《侍坐》叙事上各人志向由大而小的编排，认为这是孔子哂笑子路，批评他抢着发言、骄傲自大的结果，认为正是孔子的哂笑，才使得后面几个学生的发言一个比一个“懦弱”。而“懦”与“儒”在历史上错误的互训，确实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儒家的本质，就是希望大家能规规矩矩做人，低调谨慎，逆来顺受。（链接:王开东:《孔子一堂失败的课》）
在我看来，这当然是对儒家和孔子的误读。我认为《侍坐》既逼真地刻画了孔子师生每个人清晰、一贯的形象，又蕴含了早期儒家的政治学主张。孔子的哂笑只是政治学主张激烈冲突的低烈度表达，也是对一个特殊学生的因材施教，后面几个学生，除冉求的邦国大小可能受到子路发言影响外，都并未因孔子哂笑子路而作出了消极发言。四个学生都真诚地表达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孔子无论是课堂上的表现，还是课后的评价，都是极其精当的。
对此，我们需要作一些必要的细读分析。
02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这个对话的开端，就是孔子提出:假设有诸侯赏识，大家认为自己能做什么。这个假设限制了回答必须在“政治能力”和“施政方向”的语境内思考问题，而不是个人其它的志趣、理想。
孔子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早期来投奔孔子的学生，绝大多数有明确的诉求:学而优则仕，通过跟随礼学大师孔子，学习贵族的修养和士人的本事，进而能在各诸侯效力。
孔子本人，自十五岁立志以来，三十来岁以熟习周禮而被世人所知，从此他就一直想寻找机会服务于某个邦国，为此不惜颠沛流离，周游列国，直到五六十岁，才在流浪的途中志向升级，用超越的眼光来重新认识从政的真谛，以及方法。
03
和《论语》中许多处一样，子路（子由）总是第一个率先发言的：“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显然这是个英雄主义的回答，最多称得上是一个将军、元帅、兵部尚书、军事部长的回答。
他描述一个国家的实力，就是看这个国家拥有多少标准武器。类似今天有多少军舰、战机和坦克，当时是以有多少战车（乘）作为实力标准的。千乘之国有多大？一乘，就是一辆由四匹马拉动的战车。依据一种统计法，据说车上有甲士3人，车下配有步卒72人，还需要后勤保障人员25人，大约共计100人。千乘之国，就是约有十万战士，放在春秋时代，这已经是一个中等规模的邦国了。这是子路施政的基础，国家太小就只能做烈士，太大就显不出自己的本事。现在这个国家周旋于敌对的大国之间，不时有边境冲突，国内经济也并不景气——这样的情景我们很熟悉，也许这两年的中国就颇有些类似。子路说，他有本事用三年时间让大家具有战斗抗敌的勇气，而且严守纪律。
对这样的回答，孔子能怎么办？言说是自由的，而且是前面孔子自己强调了要大家率性发言。但孔子如果表示赞许，那么儒家政治学的根基就产生了动摇。所以，“夫子哂之”。孔子后来私下解释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后人只意识到“其言不让”是与“为国以礼”相冲突的，认为孔子在批评子路的傲慢态度，其实孔子批评的重心在“为国以礼”这四字。为国以礼，讲的是“应然”——应当用“禮”来治理国家，但此处子路的施政方针有一个、点礼的痕迹么？完全没有，他讲的是“兵”，追求的是一种异常处境中的英雄主义，而不是一个国家的长远福祉。
当然，一个理想的邦国是必然要有适当的军事力量的，子路的能力也不仅仅限于此，所以事实上孔子还多次向有权力的上层推荐过子路。
04
第二个发言的是冉有（冉求）。通过《论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政治才能特别突出，但较多现实主义的人，也是孔子弟子中很受诸侯欢迎，官运亨通的一个。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身上很有些管仲和晏婴的味道。冉求回答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冉求的政治主张就是经济为先，这是邓小平们的主张，也是当前各文明国家政治领袖们的核心主张。冉求为什么不说要大国？对现实主义的冉求而言，这既是因为他愿意像周朝各诸侯发家时候那样一点点做起，又是因为他看中的就是身边的鲁国，甚至是鲁国里面各大夫们的诸城邦。冉求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既是诚恳地认为自己在同学中并非精于礼乐，又是含蓄地认为礼乐并不是迫切与基础之事，但他从来没有否定礼乐的重要性。冉求的发言，是一个国家总理说了财政部长的话。
因为在实际施政的过程中，冉求经常会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中偏向现实，所以他也没少被孔子批判。孔子多次表扬他的才能，但对他为现实而让原则作出妥协的做法，孔子有时甚至会表现出罕有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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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发言的是公西赤（公西华、公西子华）。他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首先，和另外三个侍坐的同学不同，公西赤属于孔门“后进”，另三位属于孔门“先进”。这从叙事开端的姓名排序中就可以看出。孔子说自己的弟子先进门的那一批能干事，但涵养有所不足，后进门的弟子们能力与涵养兼备——但做事能力还是先进（先进门的弟子）更强一些。所以公西赤说自己“非曰能之，愿学焉”，因为他确实太年轻了，这个姿态是很合适的。然后，他说了自己理想中的施政才能与为政方向，那就是“宗庙”和“会同”——宗庙就是以祭祀为中心的内政，也就是确定国家中各级官员的责任与权限；会同就是和其它诸侯国进行有理有据、互敬互惠的外交。事实上，这就是周朝和春秋时期“禮”字的本义，它不是礼貌，而是包含国家宗教、宪法、法律、官职、道德、文化、风俗、外交等在内的一整套规范。尊从周礼，就是强调周朝的宗教、法律体系的主导地位。
我们知道，这就是孔子本人的政治思想。所以孔子事后评论说：“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他的意思是，国家无分大小，人民的福祉来源于国内外的和平，而这就是宗庙和会同的积极意义。有人说公西赤有外交才能，是个理想的外交部长，这显然是有所误会，这恰恰才是孔子心目中总理们应该关心的事——美国的国务卿一职，大致就是扮演这个角色。
至于国家大小之辩，放在今天，他可能会说：难道瑞士不是国家？难道新加坡不是国家？难道只有治理美国、中国或俄罗斯才算得上治理国家？难道治理小国家就比治理大国家要更容易？
既然公西赤已经清晰表述了孔子的儒家政治立场，故事本应该就此结束，为什么还有个最精彩的插曲？
06
只剩下曾晳（曾点）没发过言了，于是孔子问：“点，尔何如？”
曾晳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鼓瑟希，铿尔”，然后才“舍瑟而作”，但也没直接说自己的政治理想，却说：“异乎三子者之撰。”
为什么曾晳没有直接回答，却要说“和三位同学所说的很不相同”？本来各人所说的就是不一样的，但曾晳所说的不同，却是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学。
在孔子的鼓励下，曾晳才诗意地描绘了自己的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什么？这明明不是施政方针，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举措啊？这最多不过是一个教育部长在工作之余的一点情怀流露罢了。
可是孔子却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明白地告诉大家，这也就是我个人的政治理想！
前文我们刚刚说过，公西赤所表述的，就是孔子本身的政治主张，这是一个年轻好学，极其尊敬老师的学生，我们相信，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来自孔子，而不是自己的领悟。但是为什么此处孔子说自己完全和曾晳相一致呢？
因为曾晳用极其诗意地语言，描绘了最理想的教育状态，礼乐在此处是活泼泼的，是生机盎然的。这是美妙的教育，是美妙的礼乐，也是美妙的生活。政治可以由此而始，并最终归于此处。
我曾在分析孔子生平时，结合孔子自己的话，以及历史上的一些证据，论证孔子是约在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颠沛流离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天命”就是通过礼乐教化人民，尤其是人民中的年轻人，而这就是最佳的政治道路，是不需要君王授予的伟大道路。
这一领悟，不仅让孔子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伟大教师，而且也让孔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素王”（也就是无冕之王）。如果这算不上是政治，那么什么才是政治？
07
这一场对话里，有军事主张，有经济主张，有宪政治国主张，有和平外交主张，更有新颖独特的以教育为政的主张。每个人都真诚地表述了自己的发言，除子路的率真外，大家都细腻地把握住了周围语境中的分寸感。而孔子面对完全对立的异见，也仅仅轻微地表示了异议，他让所有学生各抒己见，形成了一个不同观点的碰撞交流之场。孔子固然也通过赞许和哂笑，对这些观点施加了自己的儒家立场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压制言论，更没有强制思想。
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教学。
这是一个极其经典的叙事。
在这里，蕴含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儒家政治学。
《侍坐》原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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