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小时候（二）

   

杨绛先生的小时候（二）

        阿季四岁那年随父母重返北京，开始她“北京女孩”的生活。

        阿季进了贝满幼儿园上幼儿班。后来全家迁居西城东斜街25号，阿季就随三姐润康到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阿季上学前班。

        阿季六岁，在第一蒙养院学前班毕业，改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仍与三姐同校，每天乘黄包车往返。父亲上班乘马车，三叔上班坐包车，三叔病重回无锡老家，包车归阿季家所有，车夫也由她家专用，她们就改成包车。

        她们中午在学校包饭。那时在女高师任“学监”的三姑母荫榆，有次在小学生进餐时陪来宾到饭厅参观，整个饭厅顿时肃然，大家专心吃饭。阿季背门而坐，碗前掉了好多饭粒。三姑母过来附耳说了一句，阿季赶紧把饭粒捡到嘴里吃了。旁边的小学生也赶快把自己掉在桌上的饭粒捡来吃了。三姑母向老圃先生（阿季父亲）形容这一群背后看去和阿季相像的女孩儿，“一个白脖子，两根牛角辫”，一个个忙不迭捡饭粒往嘴里送，有趣极了。三姑母说时笑出了她的细酒涡儿，她显然很喜欢这些小女孩儿。

        也许是三姑母的缘故，阿季不时被女高师的学生带到大学部去玩，演戏的时候被借去当“花神”，运动会上和大学生一同表演跳绳。

        1917年春夏，正当阿季无忧无虑的享受她童年的快活时，家里却遭到巨大的冲击，经受了严重的挑战。作为一名刚入初小的学生，她弄不明白怎么一向勤勉奉公的父亲忽然不上班了，和一位爱作诗的植物学家、早稻田同学王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制作植物标本了。不久，家里的马车卖了。两匹马也卖了，大马夫、小马夫全走了。家里只剩包车了。

        又过了两年，阿季升入初小三年级。从不出游的母亲接连游览了颐和园、香山等京郊名胜，还买了好些梅花点舌丹、紫金锭之类的北京名药，宫制捐花等北京特产，准备带回家乡送人。随后，又收拾行李准备回南。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清晨，阿季就跟着父母一家人登上火车回南方去了。

        这已是阿季第二次“回南”。上次是她出生不久，辛亥革命前夕，局势动荡，父亲辞职回南侍奉祖母，又到上海避难；可这次回南，虽然听三姐说过好多次，却糊里糊涂全没放在心上，直到突然离家时才想到她还没向要好的同学告别，“心上很惆怅”。

        给阿季留下印象至深的是离开北京那天，火车站来为父亲送行的人异乎寻常的多，“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这也许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吧。我想，当时的社会公众舆论是同情和支持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的。

——摘抄《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

杨绛先生的小时候（二）

        注：导致杨荫杭被迫离开北京的是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事件。据杨绛回忆：“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总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

        注解来自——杨绛《回忆我的父亲》，《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