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康乾盛世，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则是康熙和乾隆，偏偏很多人忽略了雍正皇帝，乾隆时期能达到鼎盛时期，大半以上是沾了他爹爹和爷爷的光。
如果非要列举下大清的明君，最多算一个半，雍正一个，康熙半个，康熙前半生清明，后半生糊涂。
雍正在野史上名声挺臭的，什么残忍多疑、阴狠毒辣……一堆能用上的贬义词都用上了。
但是实际上雍正并没有史书上写的那么坏，只是他得罪了最不能得罪的那一批人。
得罪的是天下的士绅，那一撮读书人，笔杆子在别人的手里，自然也就被黑的惨。
雍正刚即位的时候，大清国库空虚，经过13年的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到空前富足的地步。
据记载，乾隆初年国库的银两达到了6000万两，可以想象，雍正为他的儿子留下多么丰厚的家产。
这些都是有代价的，代价便是不受那一撮读书人的待见，但是我们得以辩证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在当时，百姓是没有话语权的，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有余粮，所以在老百姓眼里就有青天大老爷，管吃管住，这就是百姓的“青天梦”。
百姓的富足在一定程度上那一撮人的既得利益会受到触动，自然雍正的名声就不会好到哪里了。
那么雍正老爷子究竟做了些啥？被这些货黑的那么惨呢，雍正主要做了这几件事：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火耗归公。
摊丁入亩
中国历朝历代有个人丁税，成年男子，无论贫富，都需要缴纳人头税。在雍正之前，各个朝代采取的是差徭和田赋分别征收的方式，以人头为基准。
到了明朝后，直接简化税收手续，实行一条鞭子法，税收的对象改成土地所有者。
但是这样的方法有一个弊端，土地少、或者没有土地的人为了逃避差役，就会逃亡或者隐瞒人口，这样的话，政府往往无法正常税收。
大清刚刚成立的时候，百废待兴，人口锐减，为了税收正常实行，将丁银摊入田赋中一起征收，而不是之前的人头税，这样就避免了上报不实的弊端。
但是这样的政策还是不能根除弊端，这种方法只是承认以后新增的人口不用征税，现在的人口还得该咋滴咋滴，所以贫苦的农民仍然继续逃税。
还有人是会流动的，生老病死的，这样的话开除旧的丁银额和增添新的丁银额的流程就显得异常冗余复杂，而且容易被经手的官员做手脚，滋生腐败。
所以新的税制改革就显得迫在眉睫了，康熙晚年因为各种阻力一直未能实行，直到去世也没能提上日程。
自然这个税制改革的重任压在了雍正的身上，雍正参照明朝的一条鞭法和他老子的“滋生人丁的永不加税”的政策，将摊丁入亩制度确定了下来。
这个税制不得了啊，土地多的人，摊入的税收就多，土地少的人摊入的税收就就少，直接就动了这些地主阶级的奶酪，地主的赋税负担直接加重。
在朝为官的士绅们大部分要么本身就是地主，要么和各地大大小小的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下这些士绅们肯定不爽了，但是迫于皇帝的淫威，咬咬牙也就认了，但是这人不可能一直被压着，雍正死后，那该怎么黑还得怎么黑。
摊丁入亩这个制度实行下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从此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这不但合理了税收负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中国上千年以来，都是官僚、士绅不纳税、不服徭役的，在雍正手里终结了这些官僚、士绅的特权。
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雍正刚即位那会儿，康熙留下的烂摊子太大，各个官绅再不都出点血补补，都会和整个国家一起玩完，这些人心里还是有点逼数的。
而且当时也建国不久，阶级固化尚未牢不可破，满族的既得利益者只要达成一致，其他人的利益方就是个笑话。
这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整个朝局并未把控在最大利益方---汉人官僚集团手里。
大清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说白了，汉人官僚在当时基本上是没有存在感的。
既然官绅纳税开了头，不管是满族的官绅还是汉族的官绅，都是己方的利益被触动了，自然雍正老爷子别想着自己有好名声了。
火耗归公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中央朝廷将地方政府的灰色收入，纳入朝廷的正式赋税收入范围之内。
然后再弥补地方财政的亏空，以及转变为养廉银，这样既能就地消化于地方，还能减轻朝廷的负担。
清朝农民缴纳赋税，一般都是碎银子居多，官府回收后会按统一标准回铸成官银，在回铸过程当中，肯定会所损耗，这些损耗的地方自然是由百姓承担。
所以老百姓如果要交赋税一两银子，为了补足这些损耗，就得被要求缴纳一两一银子，甚至更多，可实际上损耗没有那么多，多余的部分就成了这些官员的灰色收入了。
雍正登基的时候，国库亏空，地方拖欠赋税现象严重，而且贪腐之风盛行。
为了根除这种顽疾，雍正皇帝先是大力追补亏空，然后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甚至雍正想过要杜绝火耗这种现象。
但是清朝实行的是低薪政策，如果彻底杜绝火耗收入，地方官员估计会反了天，雍正想想后只能作罢。
火耗归公政策的推行，不仅充足了空虚的国库，地方吏治也焕然一新，但是最直接的后果，雍正老爷子在彻底得罪这些官绅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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